飞鸿娱乐主管抗战时期,由于抗日战争局势的恶化,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国内和连通国际的大部分交通网路瘫痪,严重拖慢中国军民的抗日胜利速度。在战争形势的压迫下,中国加紧对国际和国内公路的修建。
对当时中国而言,重要国际通道有:西北通道、中越通道、华南通道、西南通道、驼峰航线及史迪威公路通道。抗战时期全国有这六条重要的国际通道,沟通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以及物资运送。除开国际通道,中国国内的通道也很重要。
物资到达国内之后需要转运全国,这时候国内交通特别是中国地区之间的通道十分重要。即陆路交通和水运交通在当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看来抗战时期湘西地区就极其重要。
鉴于抗日形势日趋严峻,南京方迁都到重庆,导致全国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转移到西南内陆地区,大量的工矿业、农业部门、学校、商业经融机构及军队等都迁往西南地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虽然它地处偏远,被崇山峻岭包围,道路也蜿蜒崎岖不平,但湘西地区地处湘、鄂、黔、渝四省市交界处,从这里看来湘西地理位置就格外重要。
湘西作为东南地区迁往西南内陆地区的必经之地,东部、中部迁转西南的重要通道,这成为抗战大后方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而独特的力量,故在抗战时期湘西地区的陆路交通和水运交通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大通道,从长江上游四川省宜宾市至湖北省宜昌市全长1045km河段的川江航道,成为华中、华东和沿海地区通往西南地区的主要水运通道之一。
其二,小通道,从舞水、渠水、巫水至洪江、沅陵、陬溪和从溆水、辰水、舞水、酉水至沅陵、陬溪,这两条沅水流域水运路线及其重要,不可替代。沅水从上到达永顺、古丈、泸溪、辰溪、麻阳、铜仁、洪江、云南,向下到桃源、常德、武汉、南京。
上述水路在抗战前期作用显著,但由于日军侵略加剧,大肆轰炸湘西地区码头和船只,导致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发展受阻,水运和空运难以适应战时发展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迁都重庆的老蒋,为适应战时军运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分重视湘西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重视湘西地区作为西迁交通通道的特殊发展。
它大力支持湘西地区陆地交通的建设,湘西地区的陆地交通逐渐发展起来,突出表现是修筑了湘川公路。
湘川公路在湖南境内连接湘黔和长沅两线,在四川境内连接川黔和成渝两线,它作为华东、华中及华北通往大西南的战略要道,是沟通中原与大西南的钥匙,成为向西南大后方大规模转移人员与物质的重要陆上门户。
它的战时地位极其重要,即“为抗战前卫,亦为西南门户,在军事,政治及经济上,占非常重要之地位”,在当时有战时生命线称号,受到全社会乃至当地公认。
湘西地区,历来就有传统文化交流的民族传统。它作为一个将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乃至湘西地区本土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来进行文化交流,促进当地文化发展。
湘西地区民族文化是在历史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是巴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融合的结果。
巴文化在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不同的文化指向。巴文化是指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区从古至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
楚文化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伴着原始信仰、巫术、神话发展起来的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
秦灭巴后,一部分巴人流入湘鄂渝黔边区,所以从事采集、农耕及渔猎相结合的巴人是最早活动于湘鄂渝黔边区的人之一。
秦朝焚书坑儒时,名叫伏胜的朝廷官员从酉水河源头而下,途径酉水龙山里耶,将国家史志及诸子百家学说带来二酉藏书洞,中原文化与湘西文化相互碰撞,形成独具特色的二酉文化。
后来巴人与蛮蜒、鸟蛮、濮僚、楚人等古代部族相互往来,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在唐宋期间逐渐形成以土家语为主体、以武陵山区为共同地域的民族共同体,即土家族。
宋元明清时期沅陵龙兴讲寺不断修缮,吸引李白、刘禹锡、王昌龄、黄庭坚、董其昌、王阳明等历史名人驻留此地参拜,留下《怀虎溪》等历史文化,在这些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湘西地区产生张名河、何重礼等名人。
除此之外,元朝至清朝,中原王朝在湘西地区实施不同的管理规定。元代在总结唐、宋两代在湘西地区推行羁縻制度的经验基础上,于湘西地区建立和发展土司制度。
明代继续沿用土司制度,并且实行卫所制度。明代卫所建立后,在湘西地区设置卫学,对湘西地区进行文化教化,促使土司子弟学习汉文化,土司与卫所人士交流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
此外,樊子珍和张天佑两人被聘为教土司汉文化的官员,提倡土司学习儒学和汉文化。
“朝夕讨论、崇礼、涣然一新”代表中原文化与土司地区文化的交流,使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促进湘西地区文化发展。清代的改土归流亦实证湘西地区自古以来存在文化交流的传统。
综上可知,湘西地区不管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会有频繁的文化交流历史存在,这些事实促使湘西地区的文化交流,促进湘西地区文化发展,为湘西地区文化的交流融合起促进作用。
湘西地处湖南西北部,这里生活着湘西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湘西人民自古就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里重点讲述明朝时期,湘西地区人民远赴东南沿海地区抗击倭寇所展现出来的护国卫民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
明朝地建立到明朝末年,倭寇一直是扰乱我国东南沿海秩序的主要因素,在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日本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的毒害当地民众,抢夺人民财产。湘西土家族苗族人民凭借“宝塔阵阵法、弓箭、钩镰枪及盾牌”等武器,积极加入到抗倭斗争中去。
湘西人民抗倭主要是御边,即抵御外敌,维护我朝稳定。通过有限资料及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表可以看出,为抵御倭寇,湖广土兵特别是桑植、保靖、永顺等地精兵纷纷远赴东南沿海抗倭。
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七年间,总理东南事务的张经认为“欲打赢倭寇,必须动用保靖和永顺宣慰司的精兵强将”,故湘西土家族大批精壮土兵远赴东南沿海地区抗击倭寇。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彭志显等率领的麻寮、大刺、镇溪、桑植六千土兵抗击宁波舟山的倭寇。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四十八年间,彭元锦三次率领永顺万人土兵前往东南沿海地区抗击倭寇。
综上可知,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湘西土家族的抗倭步伐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用自己坚韧的臂膀承担起抗倭的大任,在抗倭斗争中屡次获得胜利,充分表现出湘西土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顽强抗争精神和保卫祖国统一及维护民众安全的爱国主义精神。
可以看出,湘西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反抗压迫和侵略的传统,在明代抗击倭寇中反映最为明显。
湘西永顺、保靖、镇溪及桑植等地人民付出巨大心血,取得抗倭巨大胜利,充分体现出湘西民众自古以来努力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传统,展示出湘西民众维护本国领土的决心和顽强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