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老水塔 探秘给水所 助力“文化带”沧州段大运河以东沧州火车站附近有座近百年历史的老水塔。连日来，因要拆除，老水塔的命运引起市民和媒体持续、高度的关注。请呼吁保护的嘉宾对事件进行一下回放。
田书生：小时候，沧州火车站铁路西侧的水塔就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2016年，我发现南川楼南边大运河东岸的铁路给水所后，认为两者是一套完整的铁路给水系统。经过查阅资料、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它们有近百年的历史。今年年初，我为沧州日报杨静然记者提供线索，准备系统寻访一下。由于疫情原因，搁浅近半年的时间。7月4日晚上7点多，我看到要拆除水塔的消息，且脚手架已经塔好，5日就要动手拆除，我急得血压一下就高上来了。从七八岁到现在近60年的岁月中，我一直关注着水塔，觉得它是沧州的文化遗产，是沧州重要历史阶段见证的一部分。当时，我赶到单位，向静然记者通报了此事，静然及时向沧州日报领导作了汇报。我又拨通新华区主要负责同志的电话，介绍了水塔和给水所的历史及价值，并表明了保护水塔的决心。主要负责同志当即表态叫停拆除工程。7月5日晨6点，我拨通大运河知联会会长刘玉峰的手机，他已知此事，也正在着急。市政公司董事长吴英彪也加入进来。这期间，市文旅局及时介入，查找资料，确定水塔文物价值，推动文物申报事宜。相关市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到现场查看，并表态支持水塔保护。7日上午11点，新华区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计划向有关部门进行文物申报。随后，新华区文旅局在水塔处贴出公告，号召保护好水塔。
《沧州日报》一直追踪此事，先后3次刊发稿件，对给水所和水塔的历史发展及其历史价值做了深入报道；7月28日又刊发消息呼吁市民积极响应文物部门的公告，保护好水塔。至此，水塔保护获得实质性进展。
杨静然：7月4日是周六，晚上7点我正在采访回程的路上，田老师打来电话，通报了水塔的事情。次日上午，报社领导要求我马上采访，尽快把稿子写出来。通过采访田老师，我了解到给水所和水塔是津浦铁路沧州段的附属设施，在抗战时曾被日军使用，也是日本侵华的有力证据。下午，田老师又带着我去看了给水所现场，在给水设施上，我看到了“昭和十四年”（1939年）的日本年号。根据采访、史料和领导的意见，稿件先后修改了6次，定稿时已是晚上8点多。稿子在沧州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出后，阅读量达到数万人次，反响强烈。此后，我及时追踪最新动态，得知有关部门已开始进行文物认定工作，心才踏实下来。
主持人：老水塔和给水所同是供水设施，二者是何人、何时所建？规模如何？与大运河有什么关联？
郑志利：给水所、水塔是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津浦铁路的附属设施。1912年铁路建成时，给水所建在盐厂附近（永济路运河桥一带）。“七七事变”后，日寇沿平汉、津浦铁路分东西两线月沧州失守。沧州站作为津浦铁路15个二级车站之一，对日军运输物资地位十分重要，原有给水所和水塔供水不足。1939至1941年之间，日军改建水塔，增高到35米，直径9.2米，储水量100吨；在南川楼附近新建给水所，修了5个水池，抽取运河水，净化后通过地下管道向水塔供水。1972年和1975年，沧州火车站经历了两次改建。因运河经常断流，给水所内打了深机井，停用运河水供水。1996年后，给水所和水塔停止使用。尽管停用，但整体保存尚好。在勘查中，发现了铸有“昭和十四年”“昭和十六年”字样的输水管，证实了该塔确为1939年至1941年日军侵华期间改建。
刘玉峰：津浦铁路本来就是作为大运河的替代品走上历史舞台的，尤其在沧州境内，大运河与津浦铁路走向高度重叠，这种重叠既说明了二者的替代性，同时还有依赖性，那就是蒸汽机车时代，大运河作为重要的水源为火车补给水。可以说，大运河养育了初期的津浦铁路。给水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在使用，这种哺育长达近一个世纪。津浦铁路进入山东之后，与大运河渐渐分开，不再重叠，这就造成了铁路与大运河直接关系的断绝。那么，这两种新旧南北交通大动脉之间的联系，几乎只在天津、河北境内得到保存。也就是说，像青县、沧州市区、东光连镇这样在运河边上的给水所和水塔，就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见证。这在整个大运河沿线也是比较稀缺的，极有可能是沧州的特有现象。当然，具体数据可以进行专门考察调研。越是这样，它们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就愈发显得珍贵，也就更值得保护、传承。
主持人：水塔和给水所在大运河畔近百年，有历史时代性，是一种文化遗存。能否确定为文物并按相应级别予以保护？应由哪些部门负责申报、认定和具体保护？
郑志利：对于文物的认知，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而不断提高的。以前不被认定为文物的建筑或器物，会因人们逐渐认识到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而被重新认定为文物。老水塔，是日军侵华罪证、民族解放事业的见证，也是运河文化、铁路工业文化遗产。新华区文旅局已按程序在做水塔认定文物的前期工作。市区两级文物保护部门正在加快推进水塔的安全隐患消除和保护维修，建立文物档案，并将随沿线的连镇给水所等津浦铁路给水系统打包整合，适时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主持人：大家对文化遗产都抱有深切的情感，尤其是在沧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今天，这种情感更可称之为一种情怀。请结合水塔和给水所，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李炳天：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方，文脉非常重要。文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积累、发展见证，也承载着浓浓的乡愁。文脉体现在历史典籍、志书的记载里，但在具体的历史遗存上体现得更为形象，更容易深入大众心中。国家和地方的文脉，是建设的软实力，能够凝神聚力、鼓励大众建设当前和未来。文化有了不断的传承，才可称之为脉。这条脉，通过一代代的人、物以及文字等传承下来，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意义。在当今时代，利于人们形成对地方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共同认知、认同，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大运河文化是沧州文脉之一。大运河文化所包含的与之有关的遗存，是数代人的记忆，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乡愁的承载者之一，经群众呼吁和有关部门认定，确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宜考虑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给予人文关怀和切实保护。
吴英彪：老水塔如果拆了就太可惜了。水月寺、城隍庙、梅公祠都没了，沧州现存近百年历史的建筑已经不多。梅公祠是1990年拆的，目前仅能靠照片来回忆了。这些年市政公司进行沧州修路项目时，我就嘱咐工人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地面和地下出土的文物。物能载道，历史需要实物印证，但总缺一些实物印证。实物没了，那段历史就冲淡或消失了。正因为有了甲骨文，西方学界才承认商朝的存在，但夏朝因为缺少遗迹佐证，西方学界就不承认。水塔一事，多亏刘玉峰院长提醒，我才及时赶到现场，对拆除的工人进行了劝阻。后来，我联系相关部门，希望通过努力将水塔变成文物，这样才利于保护。它代表一部分抗战历史，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是学理工的，为补上历史课经常读史，有时还给别人讲。每年，我都给新员工讲第一课，就讲春秋战国时期的沧州燕留城。那时战乱不断，礼崩乐坏，偏偏“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割燕君所至地予燕”，于是建起燕留城。燕留城蕴藏着发生于沧州的历史文化故事。但燕留城究竟在哪？没有了遗迹，很难准确定位，所以当代建设中，应该留下有关的历史遗物来佐证历史。对它们的保护要像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一样深厚。
田书生：给水所久经风霜，写满了故事，是日本侵华罪证，见证着沧州城的一段兴衰发展。老水塔，老沧州人俗称“水楼子”，顶部西南朝供水所方向，原有一长条式白色标尺，标尺上挂有电灯泡。灯泡随塔内水平标尺浮动，为给水所指示送水信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水塔都是沧州的最高建筑，也是沧州历史上第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水塔。它是和给水所同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铁路供水系统，经历了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凝聚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大运河文化遗产。
主持人：请结合水塔和给水所这类文化遗产，谈谈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一些想法？
刘玉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具体到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长期的“本”，是通过“三化三带”持续助力沧州百姓幸福；近期的“本”则是接地气、高水平的顶层设计。个人建议，应以“三化三带”为底层逻辑。
“三化三带”即：自然资源开发生态化，将大运河打造为生态绿廊带；人文资源开发生活化，将大运河打造为人文生活带；社会资源开发生意化，将大运河打造为经济产业带。如此，大运河就成为生态之河、生活之河、生机之河，生生不息，“三生”有“幸”，最终实现还运河于人民，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具体到给水所与水塔，二者是配套关系，好比弓与箭、枪与弹。如果只保存运河边的给水所，而不去保护铁路边的水塔，就会造成脱节割裂，给水所就失去了给水目标。就像只保存枪、而不保存子弹一样。二者本来就是一体，必须一体保护。以此为契机，争取一揽子解决铁路设施中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部分，与铁路部门协调，争取把产权或最起码把管理权划拨到地方，以便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予以统筹保护、统一管理。
保护上还可以借鉴“吕宅模式”。吕宅是军产，最后军地沟通后的结果是：部队拥有产权，地方拥有管理权。争取将老水塔和给水所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遗产保护整体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