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雅米娱乐平台:首页，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文化、传播文明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更需要深厚的理论支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震中，长期致力于中国文明起源、古代历史的研究。本期学术邀请他来谈谈对中国文明历史发展方面的思考与探索。

　　学术家园：2015年，您出版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指出当代学者，在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具备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有条件也有责任重建中国上古史。为什么要重建中国上古史？

　　王震中：为何“重建”？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上世纪20年代以来，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也称“古史辨派”），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认为时代越晚，中国古史就被推得越早，古史人物就越详细。比如在春秋初年古书中最早的神话人物是大禹，到春秋晚期上推至尧舜，到战国中期则上推至黄帝，到汉代增加了“三皇”，再之后又加了盘古。同时，他们还对古书成书年代进行考证辨伪，比如推翻了《尧典》是尧时期成书的观点，认为是战国时期写成，距离夏代很远，不能将其当做夏代实录。

　　疑古派是相较信古派而言的，相对传统的疑古不疑经，这一学派对经书进行了怀疑，对古史人物谱系进行了颠覆。现在看来，有其“破”的一面，并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古籍的高潮。可是，一个时代的学问有一个时代的局限，现在学术界有些观点认为疑古学派疑古过度，这暂且不论。我想说的是，上古历史仅仅靠传世文献，“破”容易，“立”则困难，因为这些文献材料多经远古人们口耳相传，虽保留了原始性材料，但又不免被各个时代加工，这就需要剥离加工的东西。怎样判断哪些是加工的，哪些不是？通过对史书的整理与考据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借助于考古发掘。于是，同时期的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提倡将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将出土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商王对其祖先的祭祀谱系，与《史记》中《殷本纪》商王的世系一一对照，证明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基本是正确的。王国维还把甲骨文中的王亥与《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天问》等传世典籍中有关王亥的记载加以对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先生对当时的上古史研究范式进行了总结，首次概括为信古、疑古与释古。这不无道理。信古就是认为古书上怎么写，历史就是怎样的；疑古就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古书中属于上古史内容是后人记录的，不能完全相信；释古则以王国维为代表。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受到疑古与释古两派的影响，更接近于释古。后来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二重证据法逐渐发展成三重证据法，即出土材料、传世文献与人类学材料相互印证。这就需要当代学者，既要对传世文献熟悉，又要对出土材料有所研究，还要深谙人类学，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建中国上古史。如今，用三重证据法来重建中国上古史已愈来愈成为古史学界的共识。

　　学术家园：您提倡将历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相结合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文化，这种跨学科研究，有哪些优势与特色？

　　王震中：我多年从事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研究，正好走的是将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子。将三者相结合，我认为，既要掌握各自的优势，也要清楚各自的局限。毕竟每一门学科，都有它独到的地方，也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考古学通过遗物遗迹前后变化来反映社会历史变化，寻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其优势。但考古学需要学者利用技术、环境、人口学、经济等知识对遗物遗迹作出符合上古时期的解释与分析，则不可避免掺杂主观因素，而且很多反映当时人类思想、制度、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东西并不能通过考古直接挖掘出来。历史学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上古史中的很多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后人追记的，流传中存在逐渐失真的过程，古史传说有“实”有“虚”，“虚”“实”混存，所以不能当做当时生活的实录。关于人类学，比如国内外土著民族，即使在受到文明社会影响较小时，与几千年前相比也是有变化的，因为社会环境在变化，自然环境在变化，自身也在变化。而对于每个民族来说，它的历史是具体的，其他民族可起参照作用，但不能替代，这是它的局限性。

　　因此，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研究，既是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需要二者紧密结合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跨学科整合三者优势，弥补各自局限。这种整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拼盘，而是一个以某一学科为主的有机整合，比如研究上古历史，应以聚落考古学为主，去整合人类学理论，才能做出理论创新。

　　学术家园：您致力于文明起源研究，其中文明与文化、国家总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王震中：研究文明起源，必然涉及“文明”的概念，又与“文化”纠缠在一起。相比文明，文化的内涵、外延要广泛一些，文明则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比如文明社会，是相对之前的原始社会而言，文明社会是有文化的，之前的原始社会也是有文化的。

　　谈到文明，还会涉及文明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我们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但并非文明就等同于国家，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又有交叉和部分的重叠。历史学家夏鼐认为，文明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恩格斯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由此可见，国家属于社会意义上的文明，是文明的政治表现。从这一层面而言，文明与国家是重叠的，但文明包括的范围更大一些。

　　学术家园：关于文明起源，您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邦国-王国-帝国”等学说，基于怎样的理论基础？与其他观点相比，有哪些创新？

　　王震中：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观点是用文明的三要素———文字、铜器和城市来探讨文明的起源。我在1992年写成、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谈到所谓“三要素”具有很大局限，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也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作出结构特征性说明以及对其形成过程作出应有解释。比如文字，南美洲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式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包括匈奴在内的许多游牧民族，在其初期文明社会虽已建立了政权机构，却也没有文字。关于铜器，众所周知，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埃及等早期文明是铜器时代，但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却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西欧是在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城市也是如此，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固然是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中心，是其社会机构的物化形式之一，但对游牧民族而言则不是绝对性的东西，即使是农业民族中的古埃及也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这就说明，文明的三要素，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因为，各古代文明所处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其文明到来时的现象也不尽一致，这体现了各地文明社会演进格局的多样性。考察文明起源时，应该将三要素看成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些现象，而不是作为标准。因此我提出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文明的起源”，通过探讨聚落形态演进阶段的划分来建立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阶段，这样就把考古学、历史学与人类学三者结合了起来。

　　通过聚落形态的演进分析，我认为，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经历了“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的演进路径，历史学家杨升楠称之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其中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包含了农业的起源和农业出现后农耕聚落的发展；中心聚落形态的不平等则表现为聚落内部出现贫富分化和贵族阶层，聚落之间出现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相结合的格局；都邑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出现大批城邑，有的明显属于国家的都城。

　　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的过程和路径做了概括，那么，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古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演变？我通过研究提出“邦国-王国-帝国”说，认为夏代之前龙山时代的国家是单一制邦国，属于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属于多元一体的、以王国为“国上之国”的复合制国家体系，是发展了的国家；秦汉以后的国家属于更加成熟了的国家，是一种郡县制下中央集权的结构稳定的国家形态，是帝制的帝国体系。其中，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与先秦时期的采邑、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世袭的，前者中的各级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提出夏商周三代“邦国联盟制”说，但依然无法解释诸侯邦国要受夏商周王的调遣与支配，也解决不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问题。对此，我所提出的夏商周三代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体系，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

　　学术家园：您曾发表《建立中华思想史之当代中国学派》一文，基于怎样的思考？

　　王震中：2014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主持编纂《中华思想通史》，请我担任前三卷分卷主编。著书就要立说，以此为契机，我们提出要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之当代中国学派。中华思想史在人类思想史中，有很多独特之处，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之当代中国学派，就是要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同时，做出理论的创新；在探讨中国从古至今的思想特质及其演变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

　　当然，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之当代中国学派，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中国历史研究有多深，中华思想史的研究就能走多远。中华思想史中各个阶段的思想特质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思想是历史的精华。

　　学术家园：中国历史或文明研究，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以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怎样的理论基础？在委员履职中，结合您所专长的研究领域，将有怎样的关注与建言？

　　王震中：在国家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古代民族的形成。几年前，我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夏代，最初属于“自在民族”，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为“自觉民族”，当时人们用“华夏”“诸夏”“夏”“华”等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以及华夏族的一体性时，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而且还表现出华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很多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我认为，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始处于形成中，比如秦汉郡县里就包括很多少数民族。

　　在此基础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学者，我认为目前在发展地方民族特色取得很大成就、更多强调民族参与性的同时，对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强化得还不够。怎样强化呢？就是通过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增强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就是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因此我今年两会的提案之一就是《关于加强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具有同一性的研究与宣传》，既丰富了各民族的多样性，又强调了各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辩证统一。接下来我将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大学校园教材、相关学科设立发展的情况，最终还是想探索与研究这些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具有怎样的积极作用。

　　总之，在已经开始的五年履职中，我会发挥学术优势，把平时研究、思考的问题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在推动自身学术发展的同时，更推动国家文化与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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