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牛娱乐-安全吗文字是记录语言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之一。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知识才能记录下来，正确地传承下去；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精神文明才能发展；正因为有了文字，科技才能不断进步；正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社会活动的痕迹才能被记载，减少了重复的研究等不必要的麻烦。文字记载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使无形的东西在有形的文字的记录下变的清晰而有意义，所以文字的产生，更快的推动了人类的社会文明，更快的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任何媒介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结晶，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随着时间的延伸，汉字也在改变着，更加的简洁，方便我们的使用。我们作为汉字的使用者，更应该深入了解汉字的起源与发展，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运用汉字。

　　文字在人类历史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文字的诞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文字是人类书写语言的符号和跨时间、跨地域交流信息的重要工具。文字记载了人类的知识与社会活动，是一种更精确更易保留的沟通形式。文字的出现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后世人少走弯路、减少了重复研究。文字对于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具有深远意义。时间虽无形，却对文字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字能记载岁月、保留时间，而时间可以使文字更加完善、更加通俗易懂。但是，时间也是文字的一个破坏因素，正如大自然风化金字塔，时间也正腐蚀着文字，腐蚀着文字所代表的历史文化。时间总是赋予文字新的含义，新的理解，让有的文字失去了原有的美感与意义，甚至是理解的上的误差，有时甚至造成了对于文化的误解。即使是同样的文字，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解读，一些语言的精髓也就很难被后世人所理解，所以人们应更重视文字的这种历史力量，更关注它的发展与传承。

　　通过以上几种途径方式查找、归纳、整理，最后总结出该学习报告。该报告中引用的资料、图书： 课内： 语文书 历史书 课外： 《中国通史》 《文史百科》

　　汉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当今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上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是流传到现代的唯一的历史硕果，是文字家族中的最老的寿星。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发展需要历经时间的考验。汉字作为中国人衡量文化精华的标尺，深深融入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自然而然成为了民族精神的图腾。从甲骨文起源，金文的出世，到大篆，小篆的飘逸，再到隶书，行书草书的刚劲，最后到我们如今最为广泛使用的优美的楷书，汉字在这崎岖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它的蜕变，所以，中国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完全可以说得上是一部历史，纪录中华大地兴衰存亡的宝贵见证。

　　收获：经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我们不但培养了合作，共同学习讨论的能力,查找资料的能力，应对困难的能力，也对文字有了粗略的认识，我学习到了不少有关汉字发展和起源的知识，如汉字的产生、汉字的作用、汉字的造字原理、字形结构等，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学知识，就应该在点点滴滴的积累中得以升华与传承。

　　感悟：中华精神，世代传承。汉字是个奇迹，它的起源又充满了神话一般的色彩，我为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感到赞叹。它是最优美的文字艺术。不必游遍名山大川，不必历数五千年文明，也不必诉穷造纸印刷术，更不必阅尽西厢红楼镜花缘，只需一句汉语，只要一个汉字，或形或声，便能让人感动得眼泪涟涟。经历了多少磨难辛酸，或象形、指事、会意，或形声、转注、假借；经历了多少岁月沧桑，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到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就是这横竖撇捺折勾点织成的一方方土地啊！我常想，每一个汉字该是怎样的一则故事，该是怎样的一注生命，该是怎样的一缕形音意的精灵！作为炎黄子孙的我，在深感自豪的同时，理应将汉字的博大精深的渊博揽入怀中，植入心田。用心品味汉字的神韵，扎实地掌握汉字的基本功。我会努力把本次探究所感悟的内在价值落实到实际学习生活中去的。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汉字也不例外。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六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根据学者研究，它是起源于图画，经长时期演变，才形成文字。

　　就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还不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可以称为原始文字。汉字是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它无疑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以后，才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所以汉字起源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下述两方面的内容：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的；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然由于缺乏原始汉字的资料，对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无法作出确切的答复。

　　关于汉字的起源，自古以来流传多种说法。主要有结绳说、八卦说、图画说、河图洛书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汉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由于确凿可信的夏代以前的汉字尚未发现，商代前期汉字的资料又很贫乏，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原始社会时期使用的甲类符号，显然有很多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我们姑且用一个现成的词——“记号”，作为这种符号的专称。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只有一条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这种由表音的符号和指示字义的符号一起组成的字，就是文字学上所说的形声字，表音部分称为声旁，表意部分称为形旁。

　　人们为了使文字跟它们所表示的词的联系更为明确，一方面在一些被假借的字上加注形旁，另一方面还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形声字起初都是通过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指示字义的意符或音符而产生的。就汉字的情况来看，直到它已经成熟之后，这仍然是形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

　　形声字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是文字体系形成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汉字一定也经历过跟纳西文相类的、把文字跟图画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阶段。不过二者的具体情况肯定会有较大的不同。纳西文主要是用来帮助经师记忆经典的，所以图画的成分很多。原始汉字当然不会长期停滞在这种阶段。

　　文字排列方式跟语言中的词序不完全相应的现象，在甲骨文里偶尔也能看到。这些都可以看作古汉字曾经经历过把文字跟图画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阶段的证据在形声字出现之后，原始汉字大概还经过了多方面的改进，才最后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估计在不断增加新字的同时，至少还需要进行这样一些改进：逐渐摒弃图画式表意手法，简化字形并使之趋于比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渐变得与语序完全一致。

　　由于缺乏资料，对汉字形成过程从何时开始的问题，目前还无法进行认真的讨论，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我们只能主要根据商代后期汉字的发展水平来推测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的时间。

　　汉字脱离原始文字阶段而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应该已经有一段不太短的时间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后期文字里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原始的迹象，这些现象在西周以后的汉字里基本上已经绝迹。从这方面看，商代后期距离汉字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似乎也不会很远。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后期（盘庚、武丁以后）的卜人集团”。这未免把汉字形成的时间估计得过晚了。

　　我们所熟知的汉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演变成为今日集艺术、民族文化等 特色为一体的文化产物。在众人眼中，汉字具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中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汉字是人类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发明。我们对汉字所结下的深厚情谊是难以言喻的，而我们也深信，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多人使有的一种语言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世界文化。

　　汉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关于它们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人类未解之谜之一。

　　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有很多种，而汉字是最为古老的。比起其他几种早已不用的古老文字，汉字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人们越是感到汉字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就越想了解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探讨汉字的起源不仅是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也可以给人们探讨其他文字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提供参考，对于了解整个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吕氏春秋·君守》)。

　　苍颉造文字。苍颉，黄帝之史(《周礼·外史》疏引《世本·作》)。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这种传说无疑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传世的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却没有关于仓颉的时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记载。现存的早于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也从来没有关于仓颉的记载。

　　《尚书正义》孔颖达疏说：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汉代人把仓颉跟史官联系起来，很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史官在平时跟文字接触最多，所以才有此说。魏晋人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过去多认为荒诞无稽。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是魏晋人创造的，而有很早的根据。

　　„„尊膚（盧）是（氏）、茖（赫）疋（胥）是（氏）、乔结是（氏）、仓颉是（氏）、轩缓（辕）是（氏）、（神）戎（农）是（氏）、椲 是（氏）、是（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臤（贤）。„„

　　这里出现了仓颉的名字，并把他放在轩辕前面。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就传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不过没有讲到“仓颉造字”的事情，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容成氏》的作者是否已经把仓颉跟造字联系起来了。仓颉为远古帝王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在传世的战国晚期文献中没有保留下来，以至于汉代人已经不清楚他曾是传说中的帝王。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依此，在容成氏时代，还没有出现文字。这也许是战国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见战国时代的人并没有把文字的发明看得很早

　　在战国晚期的文献中，也有跟仓颉造字很不相同的说法。例如《荀子》：“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之一，由于用心专一而把文字传下来了。这就没有把仓颉当成造字的人。看来，在战国晚期，仓颉其人其事的传说就不是很清楚了，或者在当时就已经不止一种传说了。

　　至于仓颉造字的方法和过程，史书记载就更有限了。从仅有的一些记载看，古代中国人对于创造汉字的仓颉充满了神秘感。例如下面两种说法：

　　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比较详细地阐明了仓颉造字的方法和作用，代表的应当是当时学者的意见：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这段话说到文字是在“饰伪萌生”的情况下产生，实际上指出了文字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仓颉根据符号相互别异的原理来造字，是受到狩猎劳动实践中观察鸟兽不同足印的启发，不仅说明文字的发明与生产劳动有关，而且揭示了创造文字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字产生以后，‘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则认识了文字的巨大社会作用。

　　把汉字的创造归功于个人，现代学者大都认为不可信。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尤其在最后阶段，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仓颉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汉字的历史无疑问地推到了商中期以前，而且还可以往前追溯。那么汉字的源头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近80年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里，发现了不少刻有或绘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还有少量刻有符号的龟甲、骨片和石器等物。

　　根据初步观察，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遗址里都曾发现过刻划符号。时代最早的是河南舞阳县贾湖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符号，距今约有8000年。观察新石器时代各种符号的分布范围，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遍及全国，从陕西、青海到东南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发现。

　　甲类以几何形符号为主，可以把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符号当作代表。

　　乙类以象形符号为主，如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符号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上的符号。

　　半坡发现的刻划符号，当时不少文字学家认为就是最早的汉字，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文字。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两种符号全都不是文字。

　　1969年，李孝定发表《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文，最先提出“半坡陶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观点的论文。

　　1973年，于省吾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肯定地指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70年代末对这些符号的性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讨论。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两种符号全都不是文字。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游移不定的，具体对于哪些符号是文字，哪些符号不是文字，彼此往往还有很显著的差异。

　　直到现在，学者们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不过，以往的讨论已经把汉字起源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许多错误的观念得到了纠正，专家们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关于文字起源的理论也逐步完善，汉字形成的过程也大致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首先，大家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要判定一种符号是否为文字，必须看它是否记录了语言。

　　裘锡圭先生在1978年首先提出在讨论有关文字形成过程的问题时要区分“记号”与“文字”，（符号有一定意义，但不是文字）。后来，汪宁生、姚孝遂、高明都提出了跟裘锡圭相似的观点。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的早期阶段，大家往往通过简单的形体比附来认定符号就是汉字。例如对于甲类符号，于省吾先生就把下列符号释作五、七、十、二十、示、玉、矛、艸、阜等。

　　随着讨论的深入，这种简单的形体比较的做法就被否定了。大家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都可能出现这些同样的符号。例如符号×，古汉字用来表示五，纳西族的东巴文和海南黎族的刻竹用来表示十，云南的哈尼族曾用来表示五十元，傈僳族曾用来表示相会的意思，古代巴比伦曾用作所有权的标记，古埃及的圣书字用来表示划分。现代人则用来表示否定之类的意思，也可以表示两数相乘。可见同样使用×这个符号，有的是当作文字来使用的，有的则根本不是文字。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形体比较，就认定某一些符号是古汉字，那么，就无法解释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甚至根本没有文字的人也使用这种符号。

　　简单的形体比较方法显然有随意性，正像人们对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一样，虽然有人把它当作汉字，但是也有人却认为它们是古彝文。

　　要避免随意比附的做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错误的看法，就必须坚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原则。有专家指出：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跟古汉字是两种不同系统的符号（这种不同，可能是使用者族源不同，也可能族源相同但符号表示的意思没有传承关系。即使是文字，同一民族先后也可能使用几种完全不同的文字）。

　　甲类符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提供证据证明它们记录了语言。而且，对新石器时代种族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对语言的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把使用者的种族和语言情况都还不清楚的那些符号看作古汉字或其前身这件事，本身很是不妥。

　　既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符号互相之间有传承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中的某一种符号孕育了后来的甲骨文。

　　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商代前期、西周时代陶器上可以出现的单个陶文，就反推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就是文字，因为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有人甚至认为：这些符号在不同地域出现，很可能表明它们是作为文字传播到各处的。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我们很难想象，在原始人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下，相隔很远的地区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并且能够相互学习文字。可见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在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为了使文字具有可接受性，一般要求字形跟所代表的词有某种内在联系。几何形符号跟语言中的大部分词语很难有内在联系。

　　所以基本上使用甲类符号而很少使用乙类符号的原始文字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是在周围先进民族成熟的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原始文字。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甲类符号显然不会是这样的原始文字。

　　跟新石器时代甲类符号同类的符号，在汉字形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在我国有些地区作为非文字的符号而继续使用着。这是这类符号不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旁证。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前一种符号跟古汉字里形体比较简单的例子或某些经过简化的形式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

　　乙类符号，因外形很象具体的事物，人们很容易把它跟文字联系起来。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做法。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比较高超的绘画技术。就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原始壁画来看，至少在 2 万多年前，人类已经能够非常概括地表现动物的形象、生动地表现狩猎活动，并且创造了几何形符号。

　　即便看到了原始人所画的乙类符号跟古汉字在外形上是一样的，也无法断定这些符号就是更早的汉字。因为我们仍然找不到它们有记录语言的任何证据。因此，现在就说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乙类符号是文字，恐怕还为时过早。

　　但也有人曾对判断符号是否文字的标准提出过异议。他们认为：陶器不是文字书写材料，在上面写东西也不是为了传播。当时必定有通行文字书于竹木之上，只不过早已腐朽，现在看不到了。陶器上的记号多半是一器一字，很少有词组和句子，这是陶器记号的特质，这跟能否记录语言或当时有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无关。因此，以是否记录语言作为标准，而把陶器上的符号排除在文字范围以外，是不合理的。这实在也是一个无法证明的推测。

　　有人看到甲类符号多出现在中国的西部，乙类符号多出现于中国的东部，因而提出汉字起源“二元说”。这更是主观臆测了。

　　★归纳：总之，单个出现在器物上的甲类和乙类符号都还没有用作记录语言的证据，很难把它们看成文字。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这应当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

　　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符号里，甲类占绝大多数。有些器物上同时出现多个符号，大多数是甲类符号的排列，还有一些或以甲类符号为主，夹杂着乙类符号；有或以乙类符号为主，夹杂着甲类符号。

　　由于单个符号很难鉴别其是否记录了语言，有的学者就比较注意一些排列成行的符号。1975年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一次到第三次挖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号以及1978年发表的第四次发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号，数量多，有的是以排列成行的形式出现的。

　　汪宁生认为吴城陶片上的符号是“能记录语言的文字”，有别于个别出现的陶器刻划记号。这给鉴别符号是否文字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新石器时代排列成行的符号已经发现了好几批。大部分的例子多见于良渚文化(约BC3300-BC2200年)的陶器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80年代在余杭南湖发现的黑陶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位按顺时针方向连续刻出八个图案”。

　　在龙山文化遗址也曾出土过这一类符号。例如1991年-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丁公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发现一块陶盘底部残片，上面刻有排列成五行的十一个符号。

　　1993年在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遗址发掘时，在河边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的残片，上有排列成行的八个符号。

　　学者们对这些排列成行的符号都很重视。李学勤先生认为：反对新石器时代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学者“所持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符号单个孤立，无法知道是否具备音、义等文字的基本性质”。他认为“良渚文化陶器上多个成行符号的出现，有可能祛除这样的疑难”。

　　裘锡圭先生认为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很值得注意，同时指出，良渚文化多个成行的符号，尤其是余杭南湖黑陶罐上八、九个符号排列成行的一例，可能确实反映了用符号记录语句的认真尝试。也就是说，它们非常可能已经是原始文字了。

　　但是，裘先生也指出：遗憾的是由于材料太少，并由于我们对良渚文化主人的种族和语言情况缺乏了解，正确辨释这种原始文字的可能性恐怕很小。

　　从学者们谨慎的表述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非常肯定这些符号是文字，最多只是可能。

　　不过，仍有学者认为，排列成行的符号也完全可能不是文字。李万福和杨海明认为，民族学材料告诉我们，许多线式符号根本算不上文字。他们列举了好几例排列成行的符号，但都可以肯定不是文字。

　　我坐船照这个方向到岛上去，我要在岛上睡一晚，又到另一岛上，睡两晚。我希望杀死一头海狮才回家。

　　阿拉斯加人根本没有文字，但是也用排列成行的符号来表意。看来，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新石器时代的排列成行的符号，要确定它们就是文字，还需要别的证据。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在探讨汉字起源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对判定符号是否为文字的标准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应当就是一种进步。与此同时，大家基本上也都认识到，文字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点就是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形成。

　　完整的文字体系形成前，已经产生的文字通常只能记录语句中的部分词语，并且往往跟图画式的表意手法夹杂使用。有人把这种不成熟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

　　从仅仅用符号来表示一定的意义到用符号来记录语言，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前面说甲类和乙类符号很难看成文字，但并不否认它们有意义。

　　仅从这些符号出现的位置来说，就很值得注意。例如仰韶时期陶器刻划符号的习惯非常固定，多施于钵形器外口缘黑色宽带纹上，一器一个符号，多数在陶坯入窑前刻划，烧成后再刻者较少。这无疑说明这些符号有一定意义。

　　有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的甲类符号里至少应该包含用来区别器物的使用者或制造者的标记和记数的符号。刻在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乙类符号可能有两种用途。有的用作性质接近后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标记，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属之族的职务或地位的标记。在同一个陶尊上出现的两个符号也许是分属这两类的。

　　有一定意义的符号不一定是文字，但这种符号的使用方式很可能促使人们学会了用符号来记录语言。当人们认真地用符号尝试记录语言时，原始文字才有可能产生。

　　在古代中国偌大的范围之内，原始文字很可能并不止一种。各地区不同的人群完全有可能分别创造出多种的原始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一个人群在不同的时期也可能使用不同的原始文字。

　　李学勤先生曾把南湖黑陶罐上的符号当作原始文字加以考释，并“倾向于这种符号是汉字先行形态的假说”，但是他同时又指出，这件陶罐上的符号“虽然多个成行，仍有属于文字画的可能”。

　　他说：“我们还必须承认，中国境内存在的古代文字，绝非都是汉字，或与汉字直接有关。„„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也可能是文字，但又同商周文字无关。”

　　原始文字的发展前途应当是多样的，并不见得原始文字都一定会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体系。

　　有的原始文字可能还没有发育成熟就死亡了。有的原始文字很可能会在某一范围或某一行业中使用而变得非常特别，最终的命运也是退出历史舞台。

　　有的原始文字虽然被使用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文字，例如我国云南省的纳西文字，其使用的时间相当长，但是长期一直处于原始文字的阶段而没有成为完整的文字体系。

　　最后所形成的完整的文字体系，可以是从以前的某一种原始文字直接发展而来，也可以是以某一种原始文字为主，综合其他一些原始文字而来的。对于汉字言，也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找到它所从来的原始汉字，另一种则很难找到这个直接的源头，因为它很可能是“综合”而来的。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要的社会条件是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主要因素。社会条件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程度，一方面指社会发展的程度。

　　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对文字的需求就越高。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人口密集的城市，这个社会的统治者势必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文字体系来加强统治。

　　原始文字的产生所要求的社会条件应当要比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形成所要求的社会条件低。某一个氏族甚至某一个人在一定的时候都可能尝试着用符号记录语言。一旦这些记录语言的符号得到一定范围使用者的认同，就应当具备了文字的条件。

　　这种原始文字可以都跟后来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也可以没有这种关系。因此，重新检验前面所举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符号，结合这些符号出现的社会条件，我们会发现：在各类新石器时代的符号中，从外形上看，大汶口文化的乙类符号虽然还不能断定为原始文字，但却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种符号。

　　还必须有另外两个条件：A、要有一群脱离体力劳动的人；B、使用的语言应比较容易用符号记录。

　　从有些符号在并非出于一地的遗物上并且不止一次地出现的情况来看，这种符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把它们看作原始文字的前身应该不会有问题。再从符号排列的方式看，上面所举的排列成行的新石器时代的符号，也跟后来的汉字在排列形式上最为接近，也许就包含着当时人用这种符号来记录语言的认真尝试。

　　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国的中心地区，在它晚期，生产相当发达，社会的贫富分化也已经相当显著，原始文字开始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汉字形成的过程接着开始的话，那些乙类符号的大多数应该是会转化成文字的。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约为BC2800--BC2500。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可以推测，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就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即距今约4500年。

　　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的性质认定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有为数不太多的夏代的文字但是，其性质也很难肯定。商前期的文字，发现的也很少，还不足以形成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商代晚期的铜器铭文大都比较简单，多数只有一至五六个字，最长的也不过四十余字。见于陶、石、玉、骨、角等物品上的文字也很少。

　　因此，在能反映当时文字面貌的可靠的古汉字资料里，商代后期的殷墟甲骨文仍然是时代最早的成系统的资料。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出土的有字甲骨拓片约有六万片左右。如以平均每片10字计，总字数已达六十万左右。其他各种先秦古汉字资料，在数量上都比不上甲骨文，由于殷墟甲骨文的时代既早，数量又多，它在汉字史上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从殷墟甲骨文来看，当时的汉字无疑已经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了。甲骨文所反映的内容大多数是商王及其贵族进行占卜的记录，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一般的记事刻辞。

　　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表现。例如战争、祭祀、农业、天气、未来十天的吉凶，乃至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在甲骨文中有不少记录。殷墟甲骨文的单字数量已达四千以上。

　　有人推测当时人也应当有简册之类的书写材料，一般也应当是用毛笔在简册上面写字的：甲骨文中的册字就象把简册编连起来的样子，商墓中曾出土毛笔，有的甲骨文是写好后再刻的。

　　估计当时人平时所使用的字的总量跟甲骨文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当在4千--5千这个范围之内。商代以后，各个时代一般使用的汉字字数大概也在这个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当时人利用四五千个文字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的。

　　在商代，有一个人数不少的贞人集团为其统治者服务。这些人往往代替商王或大贵族主持占卜。甲骨学者认为，贞人不一定就是在甲骨上刻字的人。但是，可以推想，这些贞人也一定精通文字，他们所书写的文字有可能在其他材料上面，可惜没有被保留下来。

　　这也说明，当时掌握文字的人一定不在少数。甲骨文的刻写，不同时期、不同类别都显示出娴熟的技巧和多样的风格。这反映出刻字者一定受过较严格的训练，并经过长期的锻炼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有的甲骨上面，在熟练的字迹旁边，还有稚嫩的习刻文字，可以想见当时老师言传身教的情形。

　　从文字构造来看，甲骨文中既有大量的象形字和会意字，也有大量的假借字，还有不少的形声字。甲骨文里的象形字，有些已经很不象形了。有很多动物字，已经跟动物的原样有了一定的距离，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是什么动物了。

　　就不像一把刀，也跟神主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不经过古文字学家的考证，一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现存的甲骨片上的字，大多数是刻出来的。

　　前面说了，当时人平常也应当用毛笔书写文字。筆字本从聿，甲骨文写作，正象手持毛笔写字的样子。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面刻字比较吃力，为提高效率，刻字的人就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写法。这也使得很多字更不象形了。

　　这些字原来记录的都是极常用的词。在商代往往被假借去记录一些比较抽象的词。

　　甲骨文里还有不少形声字。在使用意符、音符的文字里，尤其是对于记录以单音节语素占优势的汉语来说，这是一种最适用的文字结构。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在整个文字体系中还不占优势，但是后来形声字产生的方式多已出现。一种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这主要是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义混淆的问题。另一种是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使它们跟所代表的词的联系更为明确（晚期形声相合的可能还没有）。

　　（高）声，但在此字中高字已经被省去了口旁。甲骨文里这个字还有不省的形体，写作。

　　省声字是由不省声的形声字变来的，省声字的出现，意味着当时人使用形声字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商代文字的排列形式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上到下的布局了，这肯定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形成了。

　　有些字为了适应直行排列的需要，已经改变了字形原来应有的方向，如上面所举的犬、豕等字都变成脚腾空尾着地了。除了直行排列要求这些字不能在横向占用太多的位置以外，有人推测形成这种样子也许是受了当时一般是在简上书写的做法的影响。

　　表示人躺在床上手舞足蹈做梦的样子。甲骨文把它们都写得竖立起来，看不出人躺着的样子了。

　　殷墟甲骨文在记录语言方面是很忠实的。这从使用否定词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见于殷墟卜辞的否定词，有不、弗、勿、毋等好几个。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不、弗和毋、勿两组，这两组在意义上的区别一般人还能分辨出来，但是这两组内部各自的区别，恐怕连语法学家都说不清楚。如果甲骨文记录语言不是很忠实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从以上各种情况来看，甲骨文所代表的汉字，不仅能够完整地把汉语记录下来的，而且已经相当成熟。

　　1、从整个文字体系来说，形声字的数量大概只占整个文字的20%多。这跟甲骨文中还存在着比较多的表意字是相关的。虽然甲骨文中有不少字已变得不太象形，但是表意字的构成仍然带有比较原始的图画性质。例如，表意字构成成分经常使用一些象形符号，有的象形符号从来不能单独成字。

　　（立）字中象人所站立在地上之形，上面即正面的人形，下面表示地面。正面的人形单独成字就是大字，但在这个字里面却只能理解成一个人的形状，而不能当大来理解。表示地面的一不能单独成字（汉字成熟后，已基本上使用数量不太多的基本造字单位以一定的结构方式组合的符号成字）。

　　2、甲骨文中有些表意字的字形有时随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学者指出，通过观察一些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始文字，可以推测这是比较原始的现象。

　　3、语音不相近意义有关联的不同的词，用同样的字形作为它们的表意字，这是原始文字中的普遍现象，甲骨文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如月、夕，在甲骨文中写法一样。

　　4、甲骨文中还存在着文字记录的顺序跟语序不一致的现象，这也是原始文字所遗留的痕迹。例如有一条卜辞说：甲申卜，御妇鼠妣己二，卜问用二

　　显然是牝、牡二字的合文。对于二，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二牝二牡，一是二牛，一牝一牡。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属文字排列不合语序的。

　　从上述这些迹象看来，商代后期距离汉字基本形成文字体系的时代似乎也不会很远。现在学者对于形成的时间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有的学者主张汉字形成于夏初。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后期(盘庚、武丁以后)的卜人集团。但他们都没有提出比较可靠的根据。

　　《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对商朝遗民的训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典册记载“殷革夏命”之事，也许我国就是夏商之际才开始有比较完备的记事典册的。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际。

　　在约BC21世纪，夏朝建立，我国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汉字改进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汉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汉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夏商之际(约在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

　　汉字的形体演变，可分“古文字阶段”（起自商代后期终于秦代--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和“今文字阶段”（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两部分。“古文字阶段”内部又划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战国和秦文字几个阶段；今文字阶段也称作“隶楷阶段”。

　　因为我们能确认的商代文字就是这两种类型。之所以要在甲骨文前加上殷墟二字，是因为也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商代金文也是相对于后期的金文而言的。

　　学者们认为，金文应该是当时的正体，而甲骨文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俗体字。当然当时应该还有写在其他常见材料上的文字，只是因为多数都腐烂了而未被发现。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金文显得更为庄重，更象形。甲骨文因为是刻写，所以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的方法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

　　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 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甲骨文和后期金文的发展，就有这样的关系。商代后期，一般文字的形体，跟图画已经有了很大距离。但是作为一种文字来看，象形程度是相当高的。这在前面的例子当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字只要把它们所象的事物的特征表示出来，就能使人认识，因此文字的写法很不固定。在记名金文和早期甲骨文里，这种现象尤其突出。这就是一字多形、字形方向不固定：

　　商代晚期，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该鼎造型庄严雄伟，四面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双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四足中空。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75千克。鼎体范浑铸，其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字主要靠金文，此外还有西周甲骨文、可能是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和沁阳玉简、传承字书里的籀文。

　　早期金文变化不大，武成时代几乎完全沿袭商代金文的作风，康昭穆时字形逐渐趋于整齐方正，但是字形结构等方面变化不大。

　　1、线条化：指粗笔变细，方形、圆形的团块为线条所代替等现象，如天、古、王、火的例子。

　　这种方法也是甲骨文改造早期金文正体字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西周中期以后又被金文正体字所使用。

　　2、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线条被拉平，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等现象，如 隹、马、贝、自的例子。

　　春秋时代各国的金文，在开始的时候大体上沿袭西周晚期金文的写法，后来各地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各地区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书写风格上，字形构造大体上是相似的（鸟篆除外），如自、作、用、宝等字，各诸侯国的写法是一致的。

　　例如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如“丂、永、乍、月”。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还流行过一些特殊的美术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加鸟形等文饰的鸟篆，也称鸟书。此外还有加虫形或其他文饰的字体。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鸟虫书。

　　这种文字主要出现在青铜兵器上，也出现在乐器、酒器及玺印上。直至西汉时代还能见到。常常以错金的形式出现，华丽秀美，富有装饰效果。盛行的地区是：吴越楚蔡宋等地。

　　至今在全国只有7处地方发现过，最多的一处是周原凤雏遗址1977年出土甲骨1、7万多片，其中近300片上共有刻辞约900字。03年12月周公庙遗址范围内３处地方共发现卜甲760余片西周卜甲，截止到2005年春节前，已将760多片卜甲拼对缀合为500多片，经拼对缀合后发现有刻辞者99片，可辨识的文字达到495字。

　　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记录着盟誓文辞的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不一，磨琢精致，用毛笔书写，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比较清晰。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盟书笔锋清丽，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金文的字体，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也有写得比较草率的金文，则反映了俗体的一些情况。例如60年代武功县出土的两件簋盖，大约是西周恭懿时器，为同人同时所作，铭文内容相同，但是一件写得规整，一件写得草率，差别极为明显。

　　铭文中的宀旁，规整的一件作，草率的一件作，应是正体和俗体的不同。在后来的铜器上，就是那些字体很规整的铭文，也大都把宀旁写作

　　武王时期有司利所作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饰云雷纹，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与《尚书·武成》、《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商。辛未王在阑间师，赐又事利金，用作旜公宝尊彝。

　　西周康王时。鼎高1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这对汉字形体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春秋以前，文字被贵族阶层垄断，春秋战国之交，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出现，文字也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代以後，随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 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上。但是文字的变化速度是不均衡的。我们分东方六国和西方秦国两个部分加以介绍。一、六国文字形体特点

　　战国时代东方各国通行的文字，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传统的正体相比，几乎已经面目全非。

　　简体流行是文字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的反映。六国文字的笔道通常比春秋以前的文字平直，这也是一种简化。

　　由于存在大量的往往相当剧烈的简化现象，以及数量不算太少的繁化现象，六国文字的面貌就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文字很不相同了。

　　六国文字的某些特殊字形，其实是在较早的时代就己出现的俗体，只是在当时不像在战国时代那样流行而已，齐文字里的“安”就是一例。西周时代的格伯簋铭，字体很草率，铭文中的安字写作

　　又如战国时代的燕国文字常常把宀旁简化为，这种简化方法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在春秋时代的文字里，地方性的异体就已经出现了。到战国时代，文字剧烈变化，而各国变化的情况又往往不一样（上面举的简化和繁化的例子，就大部只见於一个或一部分国家），因此地方性异体就更大了。

　　不但六国文字跟秦系文字差别很大，六国文字彼此间也有显著差别（但三晋字彼此较接近）。

　　从战国中期以后的文字资料来看，有些字在不同的诸侯国有很不一样的写法，例如（部分“者”字取自偏旁）：

　　有时候，同一个字所用的偏旁，在不同诸侯国文字里是不一致的。例如隶、楷的廚字来自秦系文字，从广尌声。

　　此外还可以看到，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诸侯国，或用本字或用假借字，以及不同的诸侯国使用不同假借字的现象。

　　例如门字，本作，是一个常用的表意字，但是往往被用假借字代替，齐用闻代门，燕、中山用闵代门。三晋有时把门写作

　　《说文·叙》说战国时代各国文字异形。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许慎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战国时代各个国家的文字没有相互影响的一面，更不是说每一个字在各国的文字里都不同形，而是说在战国时代，字形因地而异的现象非常严重，远远超出了前后各个时代。

　　六国文字里正体和俗体的关系比较复杂。有的俗体字几乎已经完全把原来的正体字排挤掉了，如上面举过的齐国文字里从厂的安。这种俗体也可以认为已经转变成了正体。

　　有的俗体字则仍与正体字并存。青铜礼器（如陈侯午敦）上的文字往往保存着庄重的风格，而其他器物材料上的文字，就比较草率，从而形成正俗并存的局面。

　　在楚国文字里也有类似情况。例如：怀王时铸的鄂君启节，铭文字体跟西周春秋金文相当接近；而时代相近的江陵望山出的竹简，字体就比较简率，这正反映了正、俗体的区别。

　　各国的正体都跟西周春秋文字比较接近，因此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也比较多。不过在我们看到的六国文字资料里，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受到俗体的明显影响的资料。例如王国维称为“宗庙重器”的陈侯午敦就使用了前面举过的“献”字简体。（小篆仍作）。

　　在寿县发现的战国末年楚王墓所出的铜器里，就是像酓(yǎn)悍鼎（楚幽王熊悍）等巨型宗庙重器，铭文也是随手刻的，作风跟楚简相似。大鼎的铭文也使用了为、铸等字的简体（铸作，比鄂君启节更简单），铜字金旁的写法也跟上举望山竹简金字相同。

　　这些迹象说明：在战国晚期，至少在某些国家里，俗体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正体字。三、六国文字欣赏

　　秦系文字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以及小篆。在春秋时代的各主要诸侯国中，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最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进入战国时代后，秦由于原来比较落后，又地处西僻，各方面的发展比东方诸国迟了一步，文字的剧烈变化也开始得比较晚。

　　在秦国文字里，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俗体才迅速发展起来。在正体和俗体的关系上，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国文字也有不同的特点：

　　1、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了；秦国的俗体比较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

　　2、战国时代东方各国通行的文字，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传统的正体相比，几乎已经面目全非；秦国文字继承旧传统的正体却仍然保持著重要的地位。

　　所以讲文字的都把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国的文字区分开来，前者跟春秋时代的秦国文字和秦代的小篆合称为秦系文字，后者称为六国文字。

　　秦国文字的正体后来演变为小篆，俗体则发展成为隶书。俗体虽然不是对正体没有影响，但是始终没有打乱正体的系统。

　　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金石文字来看，春秋早期的秦国文字跟西周晚期的文字，尤其是跟由虢季子白盘等代表的字形比较规整的一派很接近。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里，秦国文字形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规整匀称程度的不断提高上。

　　秦国文字有时为求字形的规整匀称，笔画有意宛曲，如上引虎字的头部；有时又为了同样的目的，并为了书写的方便，而使笔道变得平直，如上引的犬字。随著这两种变化，文字的象形程度就越来越低了。

　　春秋时代其他诸侯国的文字，有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规整化匀称化的倾向；有的虽然出现了这种倾向，但是采取的具体方式不同，比如美术化倾向的字体，就是规整化的一种。

　　因此在春秋时代，秦国文字在作风上已经跟其他国家的文字有了相当明显的区别。到了战国时代，东方各国文字的变化大大加剧，秦国文字跟它们的区别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是逐渐演变为小篆的，小篆跟统一前的秦国文字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的正体和小篆合称为篆文。

　　李斯等人，做的是整理、统一文字的工作，不是创新工作。钱玄同说：“许叔重谓李斯诸人取大篆省改为小篆，实则战国时秦文己如此，可见李斯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体来统一推行，并非创自他们也。”这是很正确的。

　　经过李斯等人整理的标准字体，在当时未必会有区别於统一前的秦系文字的专门名称。“大篆”和“秦篆”、“小篆”等名称应该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秦代大概只有“篆”这种字体名称。

　　有人认为篆为瑑的通假。“篆”跟“瑑”同音，瑑是“雕刻为文”之义（《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说文》训篆为“引书”，其义不明。《吕氏春秋·慎势》：“功名著乎槃盂，铭篆著乎壶鉴”，“铭篆”犹言“铭刻”。隶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字体，篆文可以铭刻金石，所以得到了“瑑”这个名称。

　　小篆虽然推行到了全国，六国文字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消失的，这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就可以看出来。在这座墓所出的一部分时代较早的帛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楚文字的影响。

　　帛书《老子》甲本，字体是接近篆文的早期隶书，文中不避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讳，大约抄写于秦末至汉初这段时间里。在这个抄本里仍可看到个别属于楚国的字形。例如关字作

　　六国文字对后来的汉隶也有很明显的影响（主要是笔法上的影响，不是结构上的影响）。

　　秦统一文字，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形”现象，使古文字异体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秦文字仍有异体。且不论小篆跟篆文俗体和隶书的不同，就拿小篆本身来说，异体也还是存在的。

　　如《说文》以则为小篆，为籀文，但是在秦代权量诏版的小篆里，则字的这两种写法也仍然是并存的。

　　在小篆里，这种现象已显著减少，但还是存在的。和字有和、两种写法，徒有、徒两种写法。

　　《汉书·艺文志》和《说文·叙》都说隶书开始出现于秦代，是为了应付当时繁忙的官狱事务而造的一种简便字体。此外，从汉代以来，还广泛流传著程邈造隶书之说。从目前考古发现看，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战国晚期是隶书形成的时期。虽然秦国文字比较保守，但是秦国人在日常使用文字时，为了书写的方便也在不断破坏、改造正体的字形。由此产生的秦国文字的俗体，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

　　在秦孝公时代的铜器铭文里，就可以看到正俗体并存的情况。秦孝公18年（前344）所造的商鞅量上的铭文是极为规整的正体，孝公十六年所造的商鞅矛鐓（duì 矛柄下端的铜帽）上的铭文则是很草率的俗体。孝公之后，文字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俗体也随著越来越流行了。

　　铜器（主要是兵器）铭文、漆器铭文，以至印文、陶文里，都可看到俗体字。并出现了不少跟后来的隶书相同或相似的写法。例如：惠文君13年（前325）所造的相邦义（即张仪）戈，义字所从的 已经写作羊。

　　惠文君4年（前334）或惠文王更元4年（前321）所造的相邦樛（jiū）游戈的游字、庄襄王3年（前247）或秦始皇3年（前244）所造的上郡戈的漆字，其水旁部已经写成三短横。

　　在秦国文字的俗体里，用方折笔法改变篆文圆转笔道的风气颇为流行。有些字仅仅由于这种变化，就有了浓厚的隶书意味。昭王21年（前286）所造的相邦冉戈的（廿）字、（帀zā）字，就是例子。

　　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比上述那些资料更可宝贵。秦简上的文字不但数量多，而且都是直接用毛笔书写的，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日常使用的文字的真正面貌。仔细观察竹简上的文字，可以知道在这批竹简抄写的时代，隶书已经基本形成。

　　从笔法上看，在简文里，篆文的圆转笔道多数已经分解或改变成方折、平直的笔画。

　　两者的字形结构也明显不同，这种结构上的不同，是隶书区别与篆书的重要特征。

　　根据上述这些情况，可以把秦简所代表的字体看作由篆文俗体演变而成的一种新字体。秦简出土后，很多人认为简上的文字就是秦隶，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颗印的字体显然不同。一是正规篆文，一与秦简相合。大概墓主人有意用当时并行的两种字体各刻一印。这也可以说明秦简的字体是已经跟篆文分家的一种新字体。

　　睡虎地十一号墓竹简抄写于战国末年至秦代初年，由此可知，隶书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了。隶书显然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俗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秦始皇让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

　　2、有些字虽已经有了跟成熟的隶书相同相似的写法，但同时仍然使用接近篆文的写法

　　隶书在战国中晚期已经出现，汉代进一步发展成熟。后人把秦统一前的称为秦隶，汉以后的称为汉隶。

　　代和西汉早期的隶书是尚未成熟的早期隶书。西汉武帝时代可以看作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时期。

　　西汉早期简帛上的隶书里，明显接近篆文的字形仍然很多；而在居延、敦煌等地发现的武帝晚期以后汉简上的隶书里，这种字形就大大减少了。

　　在隶书字形演变的过程中，新字形出现后，旧字形往往迟迟不退出历史舞台。不但早期隶书里有这种现象，就是在成熟的隶书里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等多种写法；口旁，早在秦代隶书里就出现了少量作口的写法，但是在西汉中晚期的汉简上仍然习见作

　　的写法。在少数东汉晚期碑刻上，还可以看到有意按照小篆字形来写隶书的复古现象，如农作

　　伪孔安国《尚书序》里有隶古定之说：指用隶书的笔法来写“古文”的字形。后人把用楷书的笔法来写古文字的字形称为“隶定”。

　　东汉晚期书法工整的碑刻上的隶字，形体一般都是扁方的，用笔也有一套成规。向右下方的斜笔几乎都有捺脚，捺脚往往略向上挑。有些较长的横画，收笔也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脚式尾巴。先竖后横的弯笔，收笔时多数上挑，而且幅度往往比较大。向左下方的斜笔（撇），收笔时多数也略向上挑。收笔时上挑的横画，起笔时还往往有下垂的顿势，整道笔画略呈微波起伏之势，较长的捺有时也有这种笔势。书家用来形容隶书书法特点的“挑法、波势、波磔”等，即指这些笔法而言。这种特点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般把具备这些特点的隶书称为汉隶，汉隶形成之前的隶书称为秦隶。秦隶也称古隶。要注意的是古隶这个词有歧义。它也可以用作跟楷书的别名——“今隶”相对的名称。这种用法的“古隶”跟一般所说的隶书同义。

　　汉隶也称八分。这个名称大概在汉魏之际就已经出现。当时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也称作新隶体），其面貌跟标准的隶书已经有了显著的区别，所以有必要为标准的隶书另起一个名字。直到唐代，一般人还是把当时通行的字体（即楷书）称为隶书，把汉隶称为八分。

　　关于八分得名的缘由，古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由于这种书体以“字方八分”为大小的标准；有人认为是由于这种书体字形较扁，笔画向两旁伸展，势“若‘八’字分散”；还有人假托蔡文姬之名，说这种书体“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所以称为八分。以上各说，究竟哪一说符合或最接近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现在已经难以确定了。还有分书、分隶的称法，是由八分派生出来的。

　　此外，隶书也称佐书。《说文·叙》说王莽时有六书（指六种字体，），“四曰佐书，即秦隶书”。

　　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由篆文变为隶书，是最重要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使汉字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汉字的结构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有必要比较具体地介绍一下。

　　从商代文字到小篆，汉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断降低，但是象形的原则始终没有真正抛弃。隶书不再顾及象形原则，把古文字“随体诘詘”的线条分解或改变成平直的笔画，以便书写。例如：

　　隶书改篆文的为日，把象日轮的外框分解为│、—、│、—、—五笔或│、┐、—、—四笔；改篆文的为女（），把象跪著的身体的弯曲线条改为直笔，这是隶书改造篆文的最重要的方法。

　　隶书往往把篆文的几笔并为一笔，或是把两个以上的偏旁或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并起来，改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省并通常同时起改曲为直的作用。例如：

　　在篆文里，一个字用作偏旁时的写法，通常跟独立成字时没有明显的区别。在隶书里，独立成字和用作偏旁的写法明显不同的情况很普遍。

　　如：人字用作左旁时作亻，犬字用作左旁时作犭，邑字用作右边的形旁时作阝，阜字用作左旁时也作阝，水变作氵，艸变作艹等。

　　偏旁的写法往往随所处的位置而异，如水旁的位置在上或在下时，就仍作水而不作氵，如沓、浆。其他例子如心、火。

　　隶书为求简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改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

　　偏旁变形造成的偏旁混同的例子：在左的肉旁、一部分在下的肉旁、朕、服等字的舟旁和青字的丹旁，都跟月旁混了起来。

　　春所从的隶书的形成，使汉字所使用的“随体诘詘”需要描画的字符，变成由一些平直的笔画组成的比较简单的字符，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速度。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变革。

　　隶书的书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规范，但是这种字体书写起来却相当费事，人们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并不一定按照这种字体的要求去书写。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跟古隶和八分都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在东汉后半期，虽然士大夫们相竞用工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

　　上述这种俗体隶书一般不用收笔时上挑的笔法，同时还接受了草书的一些影响，如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现出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迹象。在东汉中晚期的木简和镇墓陶瓶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字体。

　　新隶体在魏晋时代仍流行。在整个魏晋时代，当时一般人所用的仍然是新隶体或介于新隶体和早期行书之间的字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魏晋简、纸上一般使用的字体，除了行书、草书，几乎都是这类字体。晋代的古书、佛经等抄本，也大部使用新隶体。

　　碑刻选择字体，比古书抄本等更保守。魏和西晋的碑刻一般仍然使用汉隶。东晋碑刻大都是新隶体。东汉碑刻上的汉隶，风格多种多样，随书手而异，应该传达了汉隶成熟以后向新字体发展的信息。

　　战国晚期秦国文字的俗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跟后来的草书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写法，如把止旁写作

　　之类。隶书形成之后，这些草率写法作为隶书的俗体继续使用，此外出现了一些新的草率写法。草书就是在这些新旧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草书后代叫章草（大约从东晋时代开始有这个名称的）。

　　在使用古隶的简牍里，可以看到整简、整牍的字都写得相当草率的例子，但是绝大多数字的字形构造却仍然跟一般的古隶没有区别。所以这些简牍的字体只能看作草率的隶书，不能看作狭义的草书。

　　二、章草得名由来 唐张怀瓘《书断·上》章草条引南朝宋代王愔的话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法书要录》卷七），把章草的出现跟急就章联系了起来。这是不可信的。魏晋时的书法家喜欢用章草写《急就篇》，但是己发现的敦煌简和居延简中的《急就篇》汉代抄本，却都是用隶书写的。所以章草决不会是史游作《急就篇》时所创造的字体。为编一种书而创造一种字体，也是不可能有的事。

　　关于章草命名的理由，还有因东汉章帝提倡得名、因可以施於章奏而得名等说法。这些说法都很难令人信从。

　　章字有条理、法则等意义，后人多以为章草由于书法比今草规矩而得名，这应该是正确的。

　　从居延简中有明确纪年的那些简来看，武帝和昭帝时代的简上只有草率的隶书，宣帝简中字体已有很浓厚的草书意味，成帝简中字体就已经是相当纯粹的草书了。由此推测，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元成之际(BC7)，很可能在宣元(BC33)时代就已经形成了

　　草书是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草书形成的过程中，官府佐、史一类人大概起了很大作用。因他们经常需要起草文书，草书对他们最有用。而一般人使用的隶书俗体所包含的草书成分并不明显，所以草书的形成不如隶书自然。

　　草书形成后的西汉简里，虽然夹杂草体字的隶书简很常见，纯粹的草书简却并不多见。

　　敦煌、居延简上所见的草书，比西汉简的草书成熟。东汉简中草书简所占的比重，也明显地升高了。这跟古书所反映的、草书在东汉时代比较流行的情况相合。

　　草书的形成比汉隶稍晚一些。不过，作为草书形成基础的草率的隶书俗体，有很大一部分在古隶阶段就已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汉隶和章草是分别由古隶的正体和俗体发展而成的。这跟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演变为小篆，俗体发展成隶书的情况相似。

　　草书字形不出自成熟的隶书而出自古隶的例子是常见的，不但是偏旁的写法，就是整字的写法也往往由古隶变来。

　　在魏晋时代，由于受楷书和早期行书的影响，章草逐渐演变成为今草。相传汉末张芝是今草第一人，这未必可信，启功先生曾指出，传世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正处于章草向今草过渡时期。

　　对于今草的正式形成，王羲之大概起了很大作用。南齐王僧虔《论书》说：“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锺、张（东汉草书家张芝）’。”（《法书要录》卷一）。《书断》引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也说王羲之、王冶变章草为今草（《法书要录》卷 7）。他们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传世的王羲之的草书，除了豹奴帖都是今草。

　　今草的字形多因袭章草，但是改掉了跟隶书相近的笔法，有时对笔画还略有省并，书写起来比章草更方便，此外，今草里也有一些字已经简化得跟章草大不相同，有些字在今草里既有来自章草的写法，也有楷书草化的写法。今草连笔比章草多，字与字也常相钩连。总之，要比章草更草，因此也比章草更不易辨认。使用今草的人范围很窄，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唐以后更有所谓狂草，写出来别人多不能识，完全成了一种供欣赏的艺术品。

　　已知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钟繇，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楷书是钟繇写的《宣示表》等帖的临摹本的刻本。

　　宣示表等帖的字体脱胎於早期隶书，其笔法略带有隶书的波折，但是已经出现横画收笔用顿势的典型楷书笔法，字形扁方，横笔细竖笔粗，已具楷书特点。

　　继承钟繇楷书的，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世人并称“钟王”，王氏父子的楷书，在钟繇楷书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显得更为美观。

　　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 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 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 以和 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 拳拳之款实兮惧斯灵

　　有些讲字体的人，由于看到魏晋时代的碑志上用的是汉隶和新隶体，一般人所用的也大都是新隶体之类的字体，就认为当时根本不可能有楷书和跟楷书相近的行书存在，传世的钟、王楷书和行书基本上都靠不往，这是不妥当的。有的人甚至说真正的王羲之的字，其风格一定跟爨宝子碑一类字体相似，那就更可笑了。

　　古人在不同的用途上往往使用不同的字体，而且文人学士，特别是开风气之先的书法家所写的字，跟一般人所写的字也往往有很大距离。钟王楷书跟新隶体同时并存，是不奇怪的。在魏晋时代的楼兰遗址出土的、时代不会晚於东晋初期的字纸上，不但可以看到作风跟锺、王楷书很相似的字，而且还可以看到早期行书。

　　可见那种认为魏晋时代不可能有楷书，传世钟王字帖都靠不住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南北朝早期的碑刻、墓志上，占统治地位的字体已经不是新隶体，而是楷书了。这种楷书在结体和笔法上保留了新隶体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痕迹，而且在使用于碑刻、墓志时，往往有仿古倾向，笔法略带隶书意味，因此其面貌比钟王楷书要古拙一些。后人称这种楷书为魏碑体。

　　南朝到齐梁时代，碑志上出现了跟钟王很接近的楷书；北朝到了后期，碑志上的楷书也出现了向钟王靠拢的现象。

　　楷书的楷当楷模讲，楷书的原意就是可以作为楷模的字或有法度的字，本来并非某种字体的专名。魏晋时代人曾称工整的汉隶为八分楷法或楷法。钟繇楷书，在当时显然是没有资格称楷书的。

　　从南北朝到唐代，楷书有正书、真书、隶书等名称，都是相对于行书、草书而言的，到了唐代，楷书大概已经用来指称我们所说的楷书了。宋以后，楷书就成为我们所说的楷书的专称了。

　　行书之称始于西晋卫恒《四体绝书》：“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今盛行于世。”

　　东汉晚期已有行书了。从行书的产生、形成和历代演变的发展过程来看行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法”。这是与篆、隶、草、楷的最大区别。

　　早期行书不是把有些字写成新隶体、有些字写成草书的杂凑字体，也不是新隶体的草体。它是是在带有较多草书笔意的新隶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字体，它跟草率的新隶体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相似特色，而且和稍后形成的楷书也很相近。

　　早期行书出现后，必然会对新隶体产生影响，一部分人所写的新隶体必然会向行书靠拢。因此，要在早期行书跟草率的新隶体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也是困难的。写得草率一些的，比较靠近新隶体或草书，写得规整一些，又比较靠近新出现的楷书。

　　所以明人孙鑛在《书画跋》中说：“余尝谓汉魏时，隶乃正书，锺、王小楷乃隶之行。”

　　不仅早期行书和新隶书界限不清楚，草、楷、行这三种字体也没有绝对界限。草、楷、行主要是风格上的差异，书写工具是一样的，而不像原来甲、金、篆等是书写工具不同的截然划分；草、楷、行也没有一种公认的标准写法，书法家往往兼通几种字体，所以有行草、行楷、草楷等书体。

　　张怀瓘在《书断》说：“行书者。后汉刘德升所造也。既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大概是因为书写简便快捷而称行书，也有认为“真如立，行如走（苏轼）”故而叫做行书的。

　　在王羲之等人手里，随着楷书的发展和今草的形成，行书也相应地演变成为介於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这才是我们熟悉的一般所说的行书。南北朝至初唐书坛，是笼罩在二王行书风格艺术氛围之中的。唐朝中期颜真卿行书开一代新风。此后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均受其影响。

　　行书无法却有体。其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却不用或少用草化符号。较多地保留正体字的可识性结构。从而达到既能简易快速书写又能通俗易懂的实用目的。便于文字信息的流通交换。

　　成熟的行书是楷书的快写，它不及楷书工整，但比草书好认得多，因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1.简化。简化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主流。简化是指文字笔画减少、形体结构由繁趋简。通过五种方法简化：

　　繁化是汉字形体演变中与简化相反的一种发展趋势。汉字的繁化大致有以下三种：

　　其一，为了追求文字形体的美观，在原字形上添加一些笔画。例如金文中的羡文。清代的王筠曾提出过“彣饰说”。

　　如古文王和玉。在假借字的基础上添加形符构成后起本字，假借字和后起本字是繁化。

　　3.同化。文字合流也是同化。一是中某个构件，本来形体不同，由于某种原因后来变得相同了，也是同化。郭沫若所说的部首的混同。两个文字各自记录一个词，后来在使用过程中由其中一个字取代了两一个字的职能，一字兼两职，记录两个词，也称为同化。

　　4.分化。分化是与同化相反的一种汉字形体演变的发展趋势。即由一个文字形体演变为两个文字形体，即从一个字中分化出另一个字来。如甲骨文中的小，分化出少；丁字口分化出顶、钉、城来。等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胠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 ,伏羲氏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 ,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刻划系统 ,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 ,“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 ,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 ,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 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 ,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