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城-万和城平台-「联盟认证注册」遇到这套书实在是太好了，只读了第一本，就更新了怕读历史的我。书中杨照先生精彩的文字，生动地诠释了何为“文史不分家”，明白雅致的语言加上严谨流畅的逻辑，可以说这既是一本历史通识读物，也是一份文学作品。
从读者的角度，之前之所以不敢读历史书，一是在于学校教育中留下的对背诵年代、人名、事件定义的枯燥印象，二是觉得文学更贴近生活，容易带入和调动感情。历史多遥远啊，似乎要在脑海里先为自己换上古人的衣装，才能调整脑电波频道，迈进古代的图景。
书名中写了是“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涉及的知识不深，每小节的字数不多，适合试读和碎片、断点阅读，就像随手打开娓娓道来的公开课片段。从“通史”的历史观讲起，到诸多如“夏商周不是前后接续的朝代”等颠覆传统历史教育的历史视野，到关于考古学、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切入角度，不知不觉间已恍然大悟，历史就是关于“时间”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比文学还要贴近生活的文学，文和史在人类生命中是分不开家的。相信读到后面典型的王朝更迭会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点。
而夏商周这片相对迷蒙的历史阶段，刚好首当其冲展现了本书最为独特的魅力点：历史其实是一道逻辑推理题。第一遍比较粗略只觉得爽，再看的时候为了做笔记细致起来（书中论述是切入提问-例证-推论，整理知识是要把散落的有效例证和提问整合到结论中去，但功夫不足还不是最好的版本，要读原文才能领略妙处，而且有许多文字不知如何概括只留了原文），把因果链条一环扣一环地往前推进，成就感事小，还附带产生对学科与知识的崇拜。常常把书读得轻易，这本教我记得仰望真正的思考的时刻。也就是远远地看到个照片里的山峰尖的乐趣，毕竟也只出了这么丁点的力气啊，刻苦属于头脑不属于嘴巴。
1.中国通（“通古今之变”）史：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个，借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的“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
一、传统历史教育要做的反思：用同构性假设去投射、想象和理解中国历史，因此会觉察不到一些事实的存在。→比如，要将皇帝的同构性从脑海中删除，才能了解秦汉帝国建立的最大意义在于皇帝的出现与皇帝制度的诞生。
历史（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是过去了就没有了的东西） 历史学（保留、重建真实历史的一小部分） 历史知识
打个比方，历史是一片土地，历史知识是一张地图，历史学是如何设定这张地图的比例尺（依照什么原则，保留什么，省略什么）。
因科举制长期积累的影响，士人掌控着集体价值的决定权。因此两派争端愈演愈烈，都想方设法压倒对方。
2、明朝中期，阳明学壮大，引发程朱派学问上的冲动治学知识上的潮流，即回归原典、原籍去探求孔孟本意的学术倾向。
背景：一是考证五经与孔孟思想本意的内在冲动，二是外在的政治管制造成的思想钳制——文字狱的乌云笼罩。
背景：鸦片战争后，西方科技与西方思想源源进入，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以救国为动机，反对虚伪，追求真实。
①顾颉刚著《古史辨》，提出“古史层累构成说”，主张中国历史有一个信史时代作为原点（最早只能推到《春秋》），从信史时代以下，历史才有了真正的记录，才可以被查核，也才可信。
②“社会史论战”：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重新给中国历史分期。接受了《古史辨》对于中国信史开端的看法，认为中国信史之前，也应该有母系社会阶段。
清末之前，考据学考索的对象都是书。考据学好古而且强调记载越古越有权威，推测金文比文字记录更线年，发现甲（龟甲）骨（牛肩胛骨）文。
甲骨记录肯定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有根据的，推翻了疑古派的①②。
5、考古学：考古不是单纯的发掘，更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经验开创出来的分析工具。
①地层学（stratigraphy）可以告诉我们，探坑挖下去如何分辨不同层的相对时间。
②风格学（stylistics），是利用挖出来的对象在风格上的异同对比，来定位这个文化的时代，以及安排与其他文化间的地理和时间距离。
③孢子研究、植物学研究和年轮研究，都可以用来确定时间，同时分析当时的自然或人为种植环境。
人类学：学习、研究、记录“原始文化”，一是用民族志的方式研究“原住民”，一是以考古学为工具，发掘过去人类曾经有过的遗迹。
3、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满天星斗”说：不是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布到外围其他地方，而是在一个时期中，许多不同地方满天星斗般各自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然后产生了彼此之间缓慢却复杂的互动交流。
4、理解中国文化开端的关键：众多陶器形制、甲骨文和金文、大篆和小篆里留下来的大量与烹饪有关的字。
小屯殷墟显示商朝的国家组织已经很发达→传统的起源说没有说服力（黄帝一个人管理国家）→从比较文明角度寻找答案
①治水社会说，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类比埃及整个国家组织环绕着兴建金字塔而形成，认为中国国家组织很可能是环绕着大型集体水利工程产生的。（公元1000年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惊人的灌溉系统，中国农业与此关系密切）
中国大型灌溉工程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才开始的，而大型灌溉工程的兴起，是以封建制与井田制的崩坏为前提的（开阡陌），从此中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西安半坡遗址的房舍→农业已经有了发展→农业的条件：水、火、灶（陶器）→形成中国古代村落的理由之一：陶器制作的专业化
因为考古能拥有的出土资料太有限，考古的史学方法通常比文献的史学方法宽松，只要没有资料明确抵触，你都可以提出你的假想。
1、本来的工具转变成在文化生活、文化意义上的重要角色，是其他同阶段文明中看不到的现象：
陶器成为人去想象外在世界，进而去表达他跟周遭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媒介。
陶器具有高度的社会意义，扮演作为群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意义承载和意义表达工具的角色。
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所以称为新石器时代→（几乎找不到中国使用青铜作为生产工具的证据，青铜器基本用于礼器和兵器，无过渡）→社会以铁器为主要生产工具所以称为铁器时代
2、以挖掘夏墟为目标发现的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明显高于已知新石器时代后期文明程度的发现→底属夏朝，在时间和文化上连续到中商，却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剧烈变动的迹象→商人取代夏获得共主地位后没有消灭夏，夏在原来的地方继续生活与文明
3、夏、商、周很可能是在三个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出现了更复杂、更庞大的村落联合组织，而中国古代国家的成立是这三个区域、三股文化、三个民族互动的结果。
中间是河南龙山文化演变的二里头文化，演变到约四千年前，出现了夏文化的痕迹
东边是商文化（起源不清楚，可供考察的相关地点几乎都在黄河冲积区，黄河每年带下来的冲积土几千年来反复覆盖，无法发掘。）→根据所在地理位置推测，商人一部分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一部分来自河姆渡与湖熟文化，由两种不同文化互动融合所产生
4、更具说服力地解释《史记》明确记载的内容：最早有黄帝，从黄帝的儿子引申出不同世系，传下夏、商、周这三支，鲧、契、后稷是他们各自的始祖，而这三个始祖是同时期的人。过了十四代，契的子孙跑到夏这边来，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再过了十七代，后稷的子孙又过来接替商的位置。夏、商、周三个朝代背后有三支长远的世系，而且这三支是同时建立、同时存在的，并不是单纯的先后顺序。
文献上的黄帝始祖一元传说大不相同。2、至少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多族多元的记忆其实还没有彻底消失，所以各族始生神话仍然反映了古史上的夏、商、周多元并存的情况，这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的推论是一致的：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独立族群，他们进行了非常复杂、非常激烈的互动，最后产生了一个融合的新文明。
3、这三个巨大的原初文明应该是经过漫长的斗争，才终于找到和平相处的模式。要和平相处，就得忘掉彼此曾经斗争的过往，于是建构另外一套说法，将三个世系、三个族群，转化为时间上先后衔接的顺序，再通过后来日益强大的社会组织的核心关系——亲族关系——将三族融合在一起，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黄帝。
1、三个社会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从部落组织进入酋邦组织，进而互相竞争与防卫推动了国家的产生。
部落：本上是以平等的方式集合、组织在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员（这个成员不一定是个人，可以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互助的打猎群等）。
酋邦：以酋长为中心，而且每一个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依照与酋长之间的距离来决定的。→生产集中制→阶级分化，产生文明
湖熟文化中良渚文化遗址的玉器→玉璧、玉琽、玉琮→精心雕刻、带有典型图案的陪葬品→从商人文化回推→青铜器纹饰的含义→记载并展现青铜器主人拥有神奇力量→与灵异（祖先）跨界沟通→商人掌握威吓优势，造成资源的高度集中
新石器时代对陶器产生魔法想象（水、火与谷类混合的重要处所），因此器皿获得了宗教意义，以至于后来发现的贵重材料自然用在器皿上让它更神奇，所以具有生产工具上“青铜时代”的空缺。
另一方面，可以分出城乡，也就是在地理形式上构造了集中制的条件，乡人为了取得城墙保护，就得贡献其部分生产所得，换来有敌侵扰时进城躲避的权利。
宫殿突出了别人无法完成的独特性。权力越大，城盖得越高，宫殿也盖得越大，于是就有越多的人附和投靠过来，寻求保护，如此产生的集中效果就越大，逐渐造就了这个地区的共主。他们拥有不被别人攻打的优势条件。
提出了“天”的概念，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用这种方式来取消商人最主要的权力来源，质疑、否定其作为共主的合法性。
3、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来看，人类居住空间的突破有赖于两个条件的配合成熟。
改变了主要热量来源（从采集到谷物）；重视与时间和季节有关的现象；生产的存储刺激了激烈的掠夺与斗争→出现阶级分化，有一部分部落变成奴隶
氏族→“城”“野”“林”“郁” 空间远近同时代表氏族关系的远近，把地理空间与血缘架构——血缘的想象空间——重叠在同一个组织之中
6、“堂间建筑”：建筑的重量靠复杂的屋顶结构和梁柱来承担，相对而言，墙壁完全不承重。一套完整的梁柱结构就撑起一块空间，那就是“堂”，建筑由这样一个个堂组合起来，所以是堂间。
从西周考古遗址，我们就已经看到后来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宫室建筑标准的空间安排，包括其方位走向，各个建筑主体联络，转弯的方式，以及所围出来的空间形状，这套规范最晚到西周就已告确立。
夏人最有可能的重大突破是将夯土技术用于兴建城墙，改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式，让它变成以城为中心，向外放射，重新编组人口分布为城间、城邦关系。
商人基本上是一个鬼神民族，他们擅长运用人所不能理解的现象进行恐吓，将许多不同的氏族收编。掌握鬼神现象，要追求超越力量对人间的介入，所以才有了那样的青铜器，也才有了文字。文字与占卜关系密切，文字本身就是神力的媒介。
周人则是在夏人发动的城邦改革过程中，最早或最有效地将地理空间和氏族血缘原则联系在一起，巧妙运用氏族组织力量罗致人才。周人最后为什么能够翦商，取商人的共主地位而代之，很大一个因素源于商的“祖甲改革”。
8、我们不该再沿用一种静态的中国文明观，总以为中国文明一开始就这样流传至今，而要探索、知道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变化，有很多有趣的互动。
文字使人类文明的积累和记录成为可能，省掉了重复发明的大量精力，并且加快传播速度。人类文明借由文字的发明与运用才进入另一个阶段。
中国文字系统在教育和训练上远比大部分文字系统难，必须投入长久的时间反复练习才能掌握，使得这套文字系统很早就具备了比其他文明的文字更明确也更强烈的阶级划分意义→尊敬崇拜文字的态度→“敬字亭”
3、甲骨文：中国文字开始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的开始。那是一套初始的文字发展到最高峰的结果。
中国文字就从占卜一路发展出来，而且商朝就只用在占卜上？抑或这是一套普遍的文字系统，除了占卜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
4、安阳的两大发掘成果，一是青铜器，其原料的来源地处偏西地区；二是龟甲，其原料来自偏东地区。这两样东西的存在，帮助我们画出了商人可以控制、影响的广大区域版图。他们必须掌握这些地区，至少掌握这些地区的生产及其联络安阳的运输路线，才有办法在安阳创造出这样的文明。
6、青铜器和文字的发展，恐怕是密切相应的一体两面。青铜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和另一个超越世界的祖宗沟通。要建构起一套两个世界，或者说多个世界之间的权威层级（hierarchy，又译为等级制度、统治集团、层级体系），谁的祖先权威高，其子孙在现实世界就比较有权力。而族徽正是记录祖先血缘代代延续关系的工具。因为商人有强烈的祖宗信仰，所以他们对于血缘极为重视，有最强烈的动机在自己的族徽和人家的族徽上做文章、动手脚，从而慢慢从族徽发展出文字系统。
中国文字和语言系统的一次大胆、突破性的结合试验：周人将已有的文字符号一一赋予明确的声音和音值，然后用这些字去记录流传下来的语言（民间或贵族）
《诗经》是律定中国文字声音基础最早的文本，从此之后中国文字符号才开始有了确定的声音，才和语言发生特定的关系，才和语言配对。文字才有模仿、记录语言的作用。
中国文字是在商人的手里成形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神秘兮兮、主要为记录神秘经验而创造出的符号，刻意被保持其神秘性，因为这涉及商人统治的基础。神权统治一定需要这些别人无法轻易破解的东西——文字是少数统治阶级掌管的神秘对象。正因为商人不以现实沟通为目的，而以作为神权基础的方式来运用文字，奠定了中国文字不表音的特殊性质。
而这套文字系统在周人手中和神权分离了，走上一条不同的人本、人文道路，包括要让文字与一般语言结合。但这一套文字系统毕竟已经成形，甲骨文包含了四千多个字符，那是一套复杂、完整的表意系统，没有道理也没有办法缩减这个系统，去构筑纯粹表音的功能了。到了周文化中，逐步让每个字有一个日常语言中的音值，让文字系统和日常语言系统结合在一起，也才完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套特有的中国文字符号。这套文字建立在表意的基础上，加上部分声符作为辅助，成就了人类文化多样性方面意义最为深远的一套系统。
3、这样一个民族，随时和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力量（野兽）相处，借由控制这股随时可能转过来毁灭自己的力量，而得以发展壮大。这种心态，就成了商文化的底蕴，也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根本模式。人活着，最重要的事，就在于如何与比人更巨大的力量协商、共处。
4、祖先具有同样的两面性，既是帮助也是威胁。于是很自然地将动物想象为人间此世和祖先彼世的交流通道，因而在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运用于祭祀与战争的青铜器上，布满了与动物主题有关的纹饰。
5、商人对外关系：人方、鬼方、共方。（没有用动物的名称丑化他们的对手和敌人）
周人的传统（之后进一步内化在中国传统里），以人和动物的分界来提高自我地位，凸显自我中心。（夷、狄、犬戎）
对商人来说，人最重要的定义，是有祖先，也就是有鬼，有鬼在后面帮助人，替人撑腰。若是和人方或鬼方打仗，除了现实中的斗争外，在祖先居住的鬼域中，商人的祖先也与人方和鬼方的祖先在斗争。要打赢现实的战斗，就要确保鬼域里的商人祖先比敌人的祖先更强、更有力。
相对而言，什么是“兽”？那就是，兽的背后没有鬼，没有祖先保护。兽的存在只有单一现实层次，没有复杂的人间与祖先两个领域交错互动。兽没有自己的祖先，所以会被商人用作牺牲，不用怕兽的祖先来报复。
商人的眼睛总是朝上，朝外，朝现实人间以外的地方看，而周人专注于周遭。周人擅长协调、组织、联盟，他们用“以人为中心”的新信仰，强烈挑战活在神鬼间的商人。
在一个意义上，后来的中国人都是周人的后裔。周文化，而非商文化，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
“连续性的世界观”意味着人和外在环境之间，没有一道明确的断裂区隔。世界万物跟我没有绝对的差别，这个可以变成那个，那个也可能变成这个。死亡不过是连续现象当中的一个变化阶段，因而当然没有理由假设活人和死人被隔绝开来。
“不连续的世界观”把人和非人清清楚楚划分开来，认定人的领域和非人的领域，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人不会变成非人，非人也不可能变成人。人只能掌握，也就只应该关切人的领域，对于在此之外的非人领域，敬而远之，存而不论。抱持“不连续的世界观”的人，不相信鬼神会介入人事，不相信有渠道可以贯通交流人与鬼神，就算鬼神存在，也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那个领域中，那个领域和人的领域中间，有着不透明、不能穿越的坚实壁垒。
4、周人和羌人联盟，偷学商人的青铜铸造和文字、改革商人的技艺，攻打戎狄，轻松翦商
在商人生活中，它是神器，可以让食物由不可食变为可食，会蒸蕴出向上的水烟，像是正在将青铜器上刻画的动物一并往上带向神鬼、祖宗所在的领域，和他们沟通往来。在周人的眼中，青铜器是最坚固不朽，可以抵抗时间、超越时间的存在。商人的人际关系中，充满了恐吓威胁。商王以恐吓威胁之姿驾临其他氏族之上，商人也以恐吓威胁之姿统领其他民族及方国。
周人却发展出了不一样的关系模式。人与人、氏族与氏族、民族与民族间，可以靠共同的交情记忆，维系合作互动。今天我们相处欢洽，今天你乐意和我合作，于是我们就铸一个鼎，在永远不坏的青铜器上铭刻彼此的关系，就此世世代代固定下来，“子子孙孙永保用”。
后来中国传统房舍建筑的起源，来自周文化。包括传统建筑的分布与功能，从“树”到“塾”到“庭”到“堂”到“室”，到前后两进与左右对称的安排。由此可以看见周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周人创造文化价值延续性的特殊能力。
3、周的人本观念：第一，要敬天，小心翼翼地意识到天的监督、评断的人。第二，要能“保人民”，照顾人民，尤其重要的是“慎刑”，不残虐人民，不乱杀人。第三，要勤劳，要“毋忘前人艰难”，依循前人谨慎小心的态度，而且“在秉遗训”，不能忘了前人留下的教训。第四，“毋康逸，无酣于酒”，不能懒惰，更不能沉湎于酒。
4、长期以来，商人相信、依赖祖先。周遭到商人的压抑，觉得自己的祖先赢不过商人的祖先。因而他们相信天，相信一个连商人的鬼神都无法操控的公平主宰。天依随德而转移，选择了周。
5、周人全新的制度设计：封建制。（新的政治形态、新的政治信念、新的统治合法性基础）
封建三要素：赐姓（选派某些姓族的人民）、胙土（指定一块土地）、命氏（起新的名字） “武装殖民”
周初的封建是指派任务，不是分封福利。去某个指定的地方占领下来，建立一个新的周人据点，使其成为效忠周人的地方。
3、宗法制度的特别设计：昭穆制（祖父和孙子一群，相对地，父亲和儿子分在不同群）→代间的二元结构
5、封建的本质就是一层层分封的任务与承诺，也是一套复杂关联的契约→文字功能的转变与提升→意义在于备忘，在于固定不变地长远存留
6、西方文明：言谈中心主义 将文字视为语言的抄记，先有语言，然后才用文字捕捉语言，保留语言。语言高于文字，文字是我们借以回到语言、临摹语言的不完整工具。
7、中国早就存在一套非表音文字，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不会，不能再创造出另外不一样的表音符号系统。之所以没有走上表音的路，当然不是因为古时人们就考虑要建立和维系一个幅员广大、语言多样的帝国，而是因为这套非表音文字系统早早就取得了神圣地位，以这个地位压制了其他不同系统的出现、流传。
更为关键的，是这套文字的神圣性与绝对性，和周人的宗法封建密切结合在一起。所有最重要的契约关系，都用这套文字记录在千辛万苦铸成的青铜器上。没有文字保障的契约有效性，没有大家依照文字规定的方式形成封建体制，周人和周文化就无法存在。带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周人，为了建构长久的组织关系，巧妙地运用了商人发明的文字，进而在他们的忧患意识主导下，也必然战战兢兢地看守这套文字的有效性，保证文字稳固传流，不会消亡，不会被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