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名合娱乐主页，这是日剧《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中主角柊一飒的台词，在这部探讨社会舆论暴力的影视剧中，高中生游泳运动员景山澪奈被诬在比赛中使用兴奋剂，最终不堪网络与现实中的言语暴力，最终选择在高楼天台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身为澪奈老师的柊一飒因此策划了一场针对全班29名学生的挟持案件，希望借此唤醒有意无意参与集体霸凌的学生们内心的良知，并引起社会对网络暴力行为的反思。

　　前文所提到的台词，正是柊一飒描述人们言行可能给别人，哪怕是网络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带来的影响。但令人惋惜的是，因网络暴力而来的悲剧仍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2020年5月，职业摔跤手木村花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22岁，此前她因出演真人秀节目遭到网暴达数月之久；2021年，美国反诽谤联盟一项调查显示41%的美国人称他们经历过网络仇恨或骚扰；还有少年刘学州案与上海女子打赏外卖员200元被网暴跳楼的悲剧……

　　也正如上述《3年A班》台词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让人望而生畏的网络暴力，可能最初只是一句发言者随手打下的文字，这些言语在不知不觉中浸染了人性的恶意，最终汇聚为吞噬生命的猛兽。

　　南财合规科技研究院网暴治理系列报道中的该篇，希望厘清互联网暴力产生、交汇、对受害者作用的过程，了解个体、群体和社会舆论整体在网络暴力事件中行动的心理学、传播学与社会学逻辑，探索遏制网暴的有效路径。

　　“我真的很少在网络上与别人争吵，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只看不评的‘潜水党’。”

　　李也（化名）是一名在校新闻专业大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电竞游戏爱好者，据其所言，其在网络中少有的输出恶意的行为，是在讨论电竞比赛时参与了对一名发挥不佳的选手的谩骂。

　　“现在想来，无论如何对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输出恶意都是不应该的，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都在调侃、嘲笑乃至辱骂他的错误，感觉内心也有一股火气，要把它倾泻出来。”李也这么描述自己在网络平台打下侮辱性语句时的感受。

　　而另一名药学专业大学生徐薇（化名）则是因为追星问题和别人发生了争吵，据其描述，当时其只是在某电视剧相关的微博下评论了一句剧中某个演员不适合角色，就被一名极端的粉丝私信辱骂了。

　　“对方翻了我发的微博，以为我带着另一名明星粉丝的‘粉籍’来黑别人的，实际上我只是因为很喜欢那部剧的原著才转了相关微博，本身并不是演员的粉丝。而且据我所知现在粉丝互黑用的都是查不到‘粉籍’的小号，感觉对方就是要找个理由来攻击我。”徐薇说。

　　被不断私信攻击后，徐薇也忍不住向对方反击，双方互发了数十条言辞激烈的内容：“其实第一时间拉黑就好，但是我总感觉拉黑很不甘心，一定要骂回去，但是实际上互相攻击这么多条后也没有释放的感觉，反而越来越难受。”

　　“某种程度上，攻击性是人类为了保证自我生存而具备的一种本能。”北京怡心园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精神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于宏华向记者表示，随着文明的进程和社会规则的完善，这种原始的攻击本能逐渐被压抑，但是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依然会表现出来，比如战争时对敌方的攻击和虐待，以及网络上的语言暴力。

　　另一方面，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因自身期待无法被满足，以及个人欲望被社会规则限制不能充分表达，也会积累不满和愤怒。如果无法正确认识和排解这些负面情绪，最终会在内心堆叠成压抑的心理状态，当在网络上找到其所认为“合适”的宣泄口时，会形成极具破坏力的负面表达。这样，既宣泄了情绪，又可以避免因攻击他人而可能会受到的道德谴责。

　　而这些“合适”的宣泄口，绝大部分情况下表现为一种道德层面居高临下的批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张志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暴力行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往往是以道德正义的名义实施人身攻击和伤害，并由此对自己的攻击行为合理化。

　　此外，而在道德正义的大旗下，网暴者获得了心理层面的正当性，尤其在这种道德观念在表面上成为网络表达中的主流时，其更易受到群体氛围的影响，最终演变为群体性的网络霸凌。

　　“当前我国互联网大多仍是前台匿名的状态，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会认为输出暴力内容可能付出的成本较低，加之从众心理的作用，网络讨论的参与者会受到情绪化与非理性行为的传染，从而参与到网暴中。”张志安说。

　　于宏华则表示，人性有着很复杂的一面，有的时候人们对他者的恶意恰恰是来源于对自身的憎恶。这类人比较容易偏激，非黑即白，爱恨分明，常常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事情，所以当一些自己身上也可能存在的特点在他人身上显露时，他们就会把对自身的攻击转向他人，进行批评和指责。其实这可能恰恰是他们对自己某些内在特质的不接纳。

　　除了直接的心理原因外，近年来恶性网络暴力事件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人们开始探究个体事件的原因背后，有哪些长期社会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网络生活的心态，间接导致网络暴力的产生与蔓延。

　　“很多时候网络暴力也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网络平台的集中体现。”张志安指出，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产生对主流社会的被剥离感问题等等，都是网络乃至现实中国的焦点矛盾，也与互联网平台群体分化息息相关，在这些特定议题中，情绪的传导会更为明显。

　　很多社会研究成果也表明，社会公平、性别、种族等具有争议的互联网议题是网暴行为高发的“危险地带”。世界田联IAAF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运动员遭遇网络暴力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确定的网暴行为对象中，被网暴的女运动员占了87%，而所有网暴行为中有70%是针对女性的。

　　此外，调查结果还指出，网暴内容包括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仇视变性人和仇视同性恋，以及毫无根据的兴奋剂指责等方面。

　　除特定的社会议题外，当前互联网产业的应用形式和以流量为核心诉求的运营策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极端情绪与言论的生产和传播逻辑，使其更容易被放大和扩散。

　　中国社科院于2018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青少年在网络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与其关注的内容和使用的平台有关系，也与社交网络、网络社区和新闻及留言的互动性和话题性较强，容易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论并形成冲突有关。而短视频的一些制作者为了吸引眼球，有时候也会故意引入有争议的话题并使用偏激语言。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指出，在诸多“网络暴力”事件中，起到助推作用的因素是综合的：首先，“讨论”的产生源于网络平台，“共鸣”的表达在于点赞评论；其次，“热点话题”的展现往往在于“热搜榜”的助推；再者，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又往往助推了极少数“恶意制造者”的隐匿，使其不易被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对‘热搜’等高流量内容不加规制地追捧，也极易推动了“网络暴力”的迅速发酵，有着类似于“放大镜”的作用，虽可能利于正能量的传播，也同样会造成负能量的扩散，且“网络暴力”的真正影响也往往从“热搜”的“不良扩散”开始。

　　而这些起源于社会问题的网暴事件，最后也会强化相关的社会矛盾，乃至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高艳东表示，“网络暴力”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借助网络延伸的语言暴力，网暴问题除了对网络空间运行生态造成极大困扰，占据与耗费人们的时间精力外，更会直接作用于网络背后的个人及现实世界，干扰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甚至由此导致受害者长期陷入情绪低落状态，患重度抑郁等，最终走向自杀等极端方式。

　　随着网暴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各方也都在探索遏制和解决相关问题的路径，不少平台选择从保护用户隐私与完善拉黑机制等方面入手，提供给网暴受害者更多自我保护和寻求外部救济的方式。

　　但另一方面，网暴问题的治理也面临着如何界定网暴和治理边界的两难，互联网的发展扩大了人们言论空间，但是对于判定何种内容涉及网暴，却还需要社会与监管提出更为明确的治理规则。

　　张志安指出，边界不清晰恰恰可能是网络暴力频发的主要原因，平台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也需要建立基本的治理规则，但是面对一些具体问题时，往往很难做出暴力与非暴力的判断，这也是很多平台建立管理员或投票机制处置相关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平台也需要正视曾经发生的网络暴力事件，借助社会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做好网暴风险和法律知识普及，对相关案例和处理结果进行归纳和展示，以往鉴来。

　　除了平台责任外，社会层面的心理救济渠道也有待进一步延伸至网络空间中，为遭到网暴的普通网民提供公共心理健康保障。

　　官方2016年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就曾提出，要“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提高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平。”

　　今年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通知》，提出“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于宏华表示，从预防的角度而言，社会也应尽早把大众的心理卫生工作提上日程，要建立与身体疾病类似的网络化基层心理障碍预防机制，至少要建立让大家在感到自己心理状态出现问题时可以对外求助的意识和渠道。

　　“如果能有一个具备专业能力的心理工作者和受害者及时沟通，可以帮助其疏解面对网络恶意时积累的负面情绪，让他们获得从危险极端的心理状态中走出来的能力。” 于宏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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