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历史浅聊：从古至今有哪些历史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小故事？袁世凯1915年12月称帝后，遭举国反对，寝食难安，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后袁世凯患水肿，再三教请名中医萧龙友入诊治。萧龙友诊治完毕，从出来对人说：“袁在政治、军事各方面已是死路，在生命上安有活路？”果然，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暴卒。

　　张学良晚年提及“九一八事变”时谈到，他之所以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军部少壮派的咄咄逼人、一时兴起，日本政府绝不会允许这么做的，因为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如果坚持不抵抗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日本政府自会出面制止关东军的鲁莽行为。可惜他想错了。他自己也承认是他的判断明显有误。

　　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堂学习期间，据说有一次日本教官在课堂上拿出一份东亚地图，指着中国说：这块土地有四亿个微生物。蒋介石怒发冲冠，跑上前去指着日本对教官说，这块土地有五千万个微生物。

　　由此联想到百年前中国留学史上的一个规律：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后“亲英”“亲美”不一样，大多数留学日本的学生归国后都举起了反日大旗。其原因从这则逸闻中似乎能窥得一二。

　　有一次军阀韩复榘（1891-1938）到山东博兴、高宛（今属山东高青县）一带视察。先到高宛一看，监狱里千干净净，一个犯人也没有。韩夸奖了一番县长，说：“你办得很对，案子就应该随到随判，该杀的杀，该放的放，老留着他干什么？”

　　接着到了博兴，一看监狱里也是一个犯人没有。韩不乐意了，把博兴县长申斥一顿，说：“难道这样大的一个县，就一个犯法的人没有？”同样的事情，一个受夸奖，另一个受申斥。这是韩复榘的狡猾，怕下属投他所好。

　　三国时，人们取名一般都是单字，如诸葛亮名为“亮”，刘备名为“备”，很少有用两个字做名字的人。因为当时双字多用于犯了事的人。

　　在隋朝，科举考试落选后，考生是要接受处罚的，隋朝规定落榜的考生要喝一升墨汁，考卷书写潦草的也要罚喝一升墨汁。

　　1962年春节期间，谢觉哉（1884-1971）的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回到家里埋怨房子不好，甚至闹着要搬家;另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也因为上街买不到皮鞋而口出怨言。谢觉哉就把几个孩子叫回来，出了一个“看过去，看别人”的题目，叫孩子们讨论。

　　谢觉哉还特地写了一首《示儿》，交给孩子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吃饭，不懂耕耘;他的外号，叫寄生虫。到校读书，回家锄地;锻炼脑子，锻炼体力;这样的人，才能成器。”谢觉哉去世后，其夫入王定国一直将它挂在书房来警示子孙。

　　“草圣”怀素自幼勤学苦练书法。因为买不起纸张，他就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上种了一片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练字甚勤，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他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皮肤开裂，也毫不在意。

　　周恩来有一次和研制“兩弹”的领导、专家谈完工作，请大家吃饭。饭后，秘书说，总理请客是自费，但粮票是定量的，没有多余，所以请大家每人交一两粮票。邓稼先没带粮票，就欠了周恩来一两粮票，直到周恩来去世也没找到机会还上，很是遗憾。

　　对于中文，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可算“科班出身”。1976年，陆克文进入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学习，主修汉语和中国历史。2008年，陆克文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用标准的中文调侃：“中国有个说法，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外开口说中国话’。”